二

刚到天堂时，我以为每个人看到的都和我一样：足球场球门竖立在远处，粗壮的女学生在投掷铅球和标枪，所有的建筑物看起来都像极了镇子东北郊那些六十年代兴建的高中学校。一排排低矮宽敞的教室散布在沙地周围，屋顶挑高，空间开阔，让它们看上去颇具现代感。我最喜欢那里青绿色与橙色相间的石板，就像费尔法克斯高中的石板地一样。活着的时候，我经常缠着爸爸开车载我去费尔法克斯高中，好想象一下自己在那里上课的情景。

读完初中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之后，高中将是个全新的开始。等我上了费尔法克斯高中，我要坚持大家叫我“苏姗娜”，我要让头发像羽毛般柔软，或是扎个马尾辫；我要拥有让男孩垂涎、让女孩忌妒的身材。最重要的是，我要对每个人都非常好，好到大家不得不仰慕我，不然会良心不安。我喜欢想象自己受到女王般的尊崇，保护那些在学校餐厅受欺负的同学的情景。如果有人讥笑克莱夫·桑德斯走路像女孩子，我会冷不防地狠狠踹那人一脚；如果男孩子嘲笑菲比·哈特的大胸，我会大声告诉他们那些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其实菲比走过我身旁时，我也在笔记本的边缘偷偷写下过“温内贝戈人[1]”“无敌大胸”“厢型车来喽”等字眼，当然我必须不经意地“忘记”自己也曾如此幼稚。我坐在车子后座，爸爸一边开车，我一边做白日梦，想到后来得意忘形。我想象自己短短几天就征服了费尔法克斯高中，甚至莫名其妙地，高二就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这些就是我在人间的梦想。

在天堂待了几天之后，我发现投掷铅球、标枪的运动员，以及那些在龟裂的柏油路上打篮球的男孩都有他们各自版本的天堂。我的天堂虽然和他们的天堂不完全一样，但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在我的天堂里。

在天堂的第三天，我遇见了霍莉，她后来成了我的室友。第一次见面时，她正坐在秋千上看书。（我没去质疑为什么高中里还有秋千。天堂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秋千的座位可不是普通的木板，而是结实的黑橡胶圈。荡秋千之前，你可以舒服地蜷缩在橡胶圈里，或是在上面跳一跳。）霍莉坐着看书，书上的文字奇形怪状。爸爸有时从“合发小馆”带肉丝炒饭回家，我在外卖盒子上曾看到过类似的文字。巴克利非常喜欢这家越南餐厅的名字，他每次都扯着嗓门大喊：“合发！”不过我现在认识了真正的越南人，也就知道了合发小馆的老板赫尔曼·杰德根本不是越南人，他的真名也不叫赫尔曼·杰德，而是他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时新取的名字。这些都是霍莉告诉我的。

“嗨，”我说，“我叫苏茜。”

霍莉后来告诉我，她从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里选了这个名字，不过那天她只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我叫霍莉。”她说。因为她想说一口标准的英文，所以在她的天堂里，她讲话不带任何口音。

我盯着她的黑发，黑发闪烁着丝绸般的光芒，就像在时装杂志里看到的一样。“你在这里多久了？”我问道。

“三天了。”

“我也是。”

我在她旁边的秋千上坐下来，我不停地转圈，将铁链缠绕成一团，一直扭到顶端之后才松手。秋千转了又转，过了好一会儿才停住。

“你喜欢这里吗？”她问道。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我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

在天堂里，我们最单纯的梦想都会实现。学校里没有老师。我上美术课，霍莉参加爵士乐团，除此之外，我们不必进教室。学校里的男孩子不会偷掐我们的屁股，也不会说我们有狐臭，我们的教科书是《十七岁》《魅力》和《时尚》杂志。

霍莉和我有许多相同的梦想，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天堂也不断扩充。

辅导员弗兰妮成了我们的良师。四十几岁的弗兰妮，年纪足以当我们的妈妈。霍莉和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想清楚，原来这也是我们那些单纯的梦想之一：妈妈。

在弗兰妮的天堂里，她勤奋工作，努力有了成果，也得到了应得的赏识。她在世时是个协助游民和贫民的社会工作者。她在圣玛丽教堂工作，这个教堂专为妇女和小孩提供膳食，弗兰妮负责接电话、打蟑螂，大小事情一手包办。有一天，一个男人到教堂找他太太，他一枪射中了弗兰妮的脸。

在天堂的第五天，弗兰妮走到我和霍莉面前，递给我们两杯青柠檬果汁，我们接过杯子，一饮而尽。“我来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她说。

我望着弗兰妮笑纹密布的蓝色小眼睛，诚实地对她说：“我们好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