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爸爸的书桌上有个雪花玻璃球，里面有一只围着红白条纹围巾的企鹅。小时候，爸爸将我抱到大腿上，伸手拿起玻璃球，把它倒过来，让雪花飘落到玻璃球的一端，然后很快把球翻倒回去。我们看着雪花轻轻地飘落在企鹅身旁。我觉得企鹅待在玻璃球里孤零零的，真为它担心。我把担心告诉爸爸，爸爸却说：“苏茜，别担心，它活得好着呢，圈住它的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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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萨蒙，念起来就像英文的“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杀，当时才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的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不相信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还特意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偏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的建筑物的轻蔑，而且我觉得选用一句著名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会显得自己比较有文化气息。我是象棋社和化学社的社员，可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不论我每次烧什么菜，都会把菜烧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将要解剖的青蛙、小虾，丢在打了蜡的铁盘里，看它们脚底打滑的样子就像是在跳舞。

顺带一提，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嫌犯，因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葬礼，而且哭得很伤心。（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葬礼，我在世的时候可从没这么风光过。）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每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即使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也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儿。他的女儿在我死后一年半也死了。她得了白血病，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凶手是我家的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有次还向他请教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来，八成得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那天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当时天色已晚，我记得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的地方。

“我没吓着你吧？”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当然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古龙水气味，但我没有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萨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我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在大人面前我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在年龄上有天然的权威，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我在附近盖了个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况且妈妈希望我能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过他我叫什么名字，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爸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糗事，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光身子的照片放在楼下的客用卫生间里，我爸爸就是这样，感谢上天，他放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最起码我躲过了这样丢脸的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糗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这个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正好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爸爸把这件糗事告诉我们教堂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爸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茜很活泼嘛”，爸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特别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