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4/8页）

“谁是这门课的老师？”

“迪威特太太，”史泰德太太说，“读了《奥赛罗》之后，孩子们觉得读《杀死一只知更鸟》轻松多了。”

“《奥赛罗》？”

“是的。”她说。这些学校里的琐屑信息忽然变得非常重要，所有警员都在屏息静听。“迪威特太太喜欢随时调整阅读书单，圣诞节之前，她决定逼紧一点，规定大家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她把《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作奖品。如果苏茜有本《杀死一只知更鸟》，这表示她已经交了《奥赛罗》的读书报告。”

这些信息后来都得到证实。

警员开始打电话查证。我眼看着受到波及的圈子逐渐扩大。迪威特太太确实已收到我的读书报告，她后来把报告原封不动地寄还给爸妈，里面还附有一张纸条，写着：“我想你们一定想保留这份报告，我非常非常遗憾。”妈妈难过得看不下去，所以琳茜把报告收了起来。报告的标题叫作“被放逐者：独行侠”，“被放逐者”是琳茜的点子，我又加上了“独行侠”三个字。琳茜在报告边缘打了三个小洞，很快地把每一页仔细手写的纸张塞进了一本空白的活页笔记本，压在衣柜里的娃娃盒子下面，一个盒子里是芭比，另一个里则放着一套几乎全新的、让我眼红的红发安安和安迪。

费奈蒙警探打电话给爸妈，他说警方找到了一本书，他们认为我遇害当天曾带着它。

“但这种书谁都可能有，”爸爸对妈妈说——两人再次彻夜不眠，“也说不定这是苏茜哪天上学时弄丢的。”

证据越来越多，但他们依然拒绝接受事实。

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警方找到我在伯特先生课堂上做的笔记。纸张上的泥土和周围所采集到的泥土样本不符，因此警方判断纸张可能是被小动物从命案现场叼过来的。伯特先生在课堂上讲了一大堆理论，虽然我恐怕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一些，但我依然很勤奋地在方格纸上做了笔记。有只小猫踢翻了某棵树上的乌鸦巢穴，这些方格纸的碎条就夹杂在树叶和小树枝之间。警方又在其中仔细翻检，发现除了方格纸外，还有一些比较薄而易碎、上面没有格线的纸片。

发现笔记的女孩认出有些不是我的笔迹，而是雷·辛格的笔迹。雷对我心仪已久，他在他妈妈特制的卷烟纸上，给我写了一封情书，可惜我没机会看到了。星期三上实验课时，他把纸条夹在了我的笔记本里。他的笔迹相当特别，一眼就认得出来。警方汇总这些纸条，拼凑出了我的生物笔记和雷·辛格的情书。

一名警员打电话到辛格家找雷问话，他妈妈对警员说：“雷有点不舒服。”但警方还是通过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信息。她把警员在电话里提出的问题一一转述给了儿子，雷听了之后又逐一回答：是的，他写了一封情书给苏茜·萨蒙；是的，伯特先生请苏茜收小考考卷的时候，他趁机把纸条夹在了苏茜的笔记本里；是的，他曾说自己是摩尔人[2]。

雷·辛格成了头号嫌疑犯。

“那个讨人喜欢的男孩是嫌疑犯？”当天晚上吃饭时，妈妈问爸爸。

“雷·辛格人不错。”琳茜语调平平地说。

我看着我的家人，知道大家都很清楚雷·辛格绝不是凶手。

警方突然造访了雷·辛格家，他们仔细地审问雷，倾向性明显，话语中带着强烈暗示。雷黝黑的肤色以及愤怒的神情，再加上他美丽、颇具异国情调、莫测高深的母亲，更加深了警方的猜疑。但雷有不在场证明，一群不同国籍的学生都可以证明他的清白。雷的父亲在宾州大学教授后殖民时期历史，案发当天，他正在宾大的国际学生中心演讲，雷则在演讲中和大家分享他的青春期成长体验。

起初，因为案发当日雷没去学校，警方把这点视为证据，将他当成嫌疑犯，可后来有人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出席了“郊区生活：美国经验谈”演讲人的名单，上面的四十五个人都看到雷站在讲台上发言，警方只好承认雷是清白的。警员站在辛格家门外，随手捏断树篱上的小树枝，他们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捉到了凶手，好像变魔术一样，答案真的就从树上掉到他们面前，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虽然雷是清白的，但学校里已经谣言满天飞，同学们原本才刚刚开始接受他，而现在，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自此之后，他一放学便马上回家，不再多停留。

这些事情令我急得发狂。哈维先生的绿色房子就在我家旁边，他在屋里裁剪尖形塔，拼建一座哥特式的玩具屋，我看在眼里，却不能把警员拉进哈维先生家，心里真是着急。哈维先生看电视新闻，仔细翻阅报上的消息，却坦然地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就像穿着件旧外套一样从容自在。先前，他心中曾经波涛汹涌，而现在已经风平浪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