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那天早上妈妈到酒厂上班时，看到值班的工人用不纯熟的英文留了一张字条给她。妈妈每天开始工作之前，总是习惯边喝咖啡，边看看窗外成排成架的葡萄，但那天早上她一看到“紧急”这两个字，也顾不得喝咖啡了。她马上打开公共品酒区的大门，灯都来不及开，便摸黑找到了吧台下面的电话，直接拨了宾州家里的号码，但响了半天无人应答。

试了两三次之后，她打电话给宾州地区的接线员，询问阿希尔·辛格博士家的电话号码。

“是啊，”卢安娜在电话里告诉妈妈，“雷和我几小时前看到救护车停在你家门口，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在医院里。”

“谁出了事？”

“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你母亲吧？”

但她从纸条中得知，打电话来的正是她妈妈，这表示出事的一定是她的哪个孩子或杰克。她谢过卢安娜，然后挂了电话。她握住沉重的红色话机，把它从吧台下面拿了上来。话机下面原本压着一堆为品酒顾客准备的不同颜色的纸张。一拿起电话，这些标示着“柠檬黄=年份短的霞多丽干白”“草莓红=苏维农干红”的便条纸便全部散落在地。她不由得庆幸自己习惯早到，满脑子想的全是家附近有哪些医院。她还记得以前我们莫名其妙地发烧或是可能摔断了骨头时，她曾带我们去过的那几家医院。她赶紧一一致电，最后终于在我开车送巴克利去的那家医院打听到了消息：“有位叫作杰克·萨蒙的病人被送进了急诊室，他现在还在里面。”

“您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请问您和萨蒙先生是什么关系？”

她说出多年以来没有说过的几个字：“我是他太太。”

“他心脏病发作。”

她挂了电话，颓然地坐在雇员区的橡胶地板上，直到值班经理走进来时，她依然坐在那里喃喃地重复着：丈夫，心脏病。

当她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值班工人的卡车上，这个沉默的工人平常很少离开酒厂，现在他载着她直奔旧金山国际机场。

她买好机票，登上一班在芝加哥转机、飞往费城的班机。随着飞机逐渐上升，乘客和空服人员已置身于云雾之中，妈妈恍惚间听到“叮”的一声，机长像往常一样播放乘机的注意事项；随后，空姐推着装有鸡尾酒的车子穿过狭窄的走道，车子叮当作响。但妈妈对周遭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她只看到酒厂那个阴凉的石头拱廊，拱廊后面放着空橡木桶，白天工人们经常坐在那里乘凉，但此刻在妈妈眼中，这些工人全都不存在，拱廊中只有爸爸握着那只缺了把手的韦奇伍德瓷杯，看着她。

飞机在芝加哥降落，有两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她的心情总算稍微平复了一些，便去买了一把牙刷和一包香烟，然后又打电话到医院，这次她请外婆过来听电话。

“妈，”她说，“我现在在芝加哥，再过几个小时就到家了。”

“谢天谢地，阿比盖尔，”外婆说，“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到酒厂，他们说你已经去机场了。”

“他情况如何？”

“他在找你。”

“孩子们在医院里吗？”

“是的，塞缪尔也在。我原本打算今天打电话告诉你的，塞缪尔已经向琳茜求婚了。”

“太好了。”妈妈说。

“阿比盖尔？”

“怎么了？”妈妈听得出外婆好像欲言又止，这绝非外婆平日的作风。

“杰克还在找苏茜。”

她一走出芝加哥机场，马上点燃一支香烟，一群学生经过她身旁，个个都提着乐器和简易的旅行袋，乐器盒上都系着一个鲜黄色的名牌，上面写着“爱国者之家”。

芝加哥闷热又潮湿，路边的车辆又排放出废气，浊重的空气更加令人窒息。

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抽完了手上的香烟，随后立马又点上了一支。她一只手紧紧地贴在胸前，另一只手拿着香烟，每吸完一口就把这只手臂尽力向前伸。她还穿着酒厂的工作服：下身是一条褪色的干净牛仔裤，上身则是口袋上绣着“库索酒厂”、有点泛白的橙色T恤。她的肤色比以前黑了，但更衬托出淡蓝色的大眼睛。她把头发放下来，在颈下松松地扎了个马尾，我可以看到她耳后和鬓角边夹杂着几根白发。

从沙漏一端漏下的沙子终将复位，她想，离家这些年来她一直只身独处，可是对家人的牵挂终究会把她拉回来，比如现在，女儿即将结婚，丈夫又心脏病发作，这两股力量终于迫使她重返家门。

她站在航站楼外，伸手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拿出一个男用皮夹，自从到酒厂上班之后，她就不再随身携带皮包，而是把钱和证件放在了男用皮夹里，这样就不用担心工作的时候皮包放在吧台下安不安全了。她随手把烟蒂丢到出租车车道上，转身在路旁的水泥花坛边坐了下来，花坛里有些杂草，还有一棵小树可怜兮兮地挺立在乌烟瘴气的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