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散记（第4/9页）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做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作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入目。

九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百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的家人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父，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父，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着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儿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所香港富人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一百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十

我在那神父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20世纪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父，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来此地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密宗信仰后，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从各国招募志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例外，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