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散记（第5/9页）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两百多名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镇压。那么，西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一直未断，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带着一点儿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以及一些小礼品，开始敲开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拴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父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父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父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父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神父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一百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一千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父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十三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父的私人厨师，据说他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父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生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稳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孤独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