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小传——孤独的流浪者（第5/8页）

三毛在加纳利岛的家有个很大的后院，后院里有一个细草秆铺成的凉亭，凉亭里设有座椅，有的是可坐人的大树根。

三毛的家是一幢小巧的西班牙式建筑，屋子里被装饰得很美。客厅正中间有一面大窗，常年挂着米色的窗帘，这使得屋里的光线显得有些暗；地上铺着黄色地毯，老式的碎花沙发上放着许多靠垫；古雅的白色台布罩着老式茶几，藤做的灯罩吊得很低；一排很大的书架，几乎占满了整整一面墙；一套雕花木餐桌和椅子，摆在沙发对面；房间的右边，还是一排书架，架边有一个拱形的圆门，通向另外一间明亮的客厅。客厅完全粉刷成白色，细藤的家具，竹帘子。古式的加纳利群岛的“石水漏”，被放在一个漂亮的高木架上，藤椅上是红白相间的棉布坐垫，上面还靠着两个全是碎布凑出来的布娃娃。墙上挂着生锈的一大串牛铃，非洲的乐器，阿富汗手绘的皮革。屋梁是一道道棕黑色的原木，数不清的盆景，错落有致地吊着放着。地毯是草编的，一个彩色斑斓的旧画架靠在墙边。最引人注目的摆设，是书架上两张放大的照片：一张是荷西的单人照，另一张是他们夫妻的合照。两张照片都是黑白的。照片前面，插着几朵淡红色的康乃馨。后来，三毛卖掉了这所房子，在附近买了一座两层小楼的宅院。院内一半是草地，一半是砖。院中有一棵高大的相思树，枝丫重重叠叠地垂到腰际，柳树似的缠绵。

站在加纳利荒美哀愁的海滩上，目送着远处漂泊的海船，拉芭玛岛就在对面，它的样子是那么清楚。那座离岛，是一座死亡之岛。深蓝的火山和神秘的巫婆，是三毛永远不能忘掉的苦难记忆。而她的丈夫荷西就长眠在那个岛上。

1980年6月，三毛回到拉芭玛岛，为荷西扫墓。虽然距离她上次离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坟墓的变化真的很大：

“冲到你的墓前，惊见墓木已拱，十字架旧得有若朽木，你的名字，也淡得看不出是谁了。”

三毛买来了笔和淡棕色的亮光漆，将荷西的墓志铭，一笔一笔地重新填好：

“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记念你。”

每来一次拉芭玛岛，三毛就好像死过一次似的，伤心的往事总是会将她紧紧裹住，令她不能喘息。隐居的心灵，并不寂寞。对荷西的怀念，已经占据了她全部的情怀。偶尔，她还独自出去打猎、旅游和宿营。只是没有了荷西，她的兴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了。1980年夏天，三毛和三个男性朋友上山宿营。因为夜里胃痛，她竟然不辞而别，独自一人开着车回到了家里。

◎万水千山走遍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人是非常脆弱的动物。

三毛也一样。隐居生活在一年之后，便划上了句号。悲伤和欢乐一样，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一年之前，三毛曾下定决心老死在这片海滩上。一年之后，她便打起了回台湾的行装，她的理由很简单——思念双亲。

1981年5月，三毛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打来的。他邀请三毛回台湾，参加台湾1981年广播电视“金钟奖”的颁奖典礼。

当时在电话里，三毛本来是一口回绝了的。但转而一想，又犹豫了，她马上给台湾的家里打了个电话，本来是想和父母商量商量的，但是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三毛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父母对她的爱，是三毛结束隐居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位三十八岁的女性，这样独自隐居在荒僻的海边，是孤独不起很长时间的。三毛说，她在那时才深切地感觉到，父母的爱才是她永生的“乡愁”。以前，她把撒哈拉当做她的“前世乡愁”，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后来，三毛又在大西洋海岛上生活了将近四年。那时，她并不以思亲为苦，而是与荷西过着如诗如画、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尽管黄沙漫漫，海涛渺渺，但只要她守着荷西，就根本不知孤独为何物。

但是现在，她成为了大西洋上的一只孤鸥。或许这时的三毛才真正明白，只有家才是她安静的港湾。三毛这次回台北，在感情里程上依然是三部曲：尽情享受人间亲情的温暖；不堪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终于夺路而走，逃之夭夭。

作为台湾的畅销书作家，三毛总是逃不开那些热烈的场面。她曾经自嘲地说，到台北月余，除了餐馆之外，可以说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回到台北不过三四天，一本陌生的记事本都因为电话的无孔不入而被填满到了一个月以后还没有在家吃一顿饭的空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