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

建业里像一块伤疤，藏在上海建国西路法租界区域的西南边角上。今年底，新建业里将以每平方米十五万的价格重新找回自己的矜贵，那正是它八十年前出生时的姿态。

很少有一个城市，在区域划分上有如此强烈的阶层感。建业里即便在被改造前已经完全落败，但还是培养了一批沉溺于它过往荣耀的居民：原来住建业里，拆迁时搬到闵行郊外已经五年的庞先生，即便每天含着速效救心丸，跟年轻人拼挤地铁，也要回到建业里附近的中山医院看病；同样搬至闵行郊区的付太太，每次和女儿见面的地点一定要安排在建业里附近的饭馆里，或者干脆就在梧桐匝道的路边。在租界里住过，是他们这一生中最值得缅怀的事——这样的图景，简直就是上海的隐喻：这个城市的日子是眼前的，心却在怀旧，魂更是遗落在上个年代。

这一切的源头也许应该从一百五十年前的那场农民战争讲起。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对江南浩劫性的破坏，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历史版图的一次重要改变，就是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苏杭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是巨郡都会，几百年来民殷物阜、科甲鼎盛、人文荟萃，是中国社会当仁不让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在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沿长江东下，直捣苏杭，江南遍地哀鸿，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开始烟焰蔽天，遍地荒芜，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沦为战区，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大量的商人和财富向东逃窜，移居当时的滨海县城上海。后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口和资源位移，它预示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基于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它以一隅之地接纳四方难民的同时，也迅速吸纳资金、技术和近代社会的观念，慢慢从江南农业这种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游离出来，并带动商业、金融、文化的发展，迅速成为远东国际商港，和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至此，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经济力量和外向型社会格局产生了。对上海而言，这真是一个光荣的开始。

随后几十年，上海的发展有如天助。汽车、电话、收音机、雪茄、香水、花园洋房、高跟鞋和法兰绒套装、自来水和煤气灯……现代生活的日常用品一波波地涌进上海，酒店银行、电影院、教堂、豪华公寓和西式街道，这些西方文明的物质象征，也是先抢滩上海然后进入内地，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东方买办阶层，他们不为民族工作，而为先进的文明工作。很快，这个城市只用几十年时间，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古刹深宅的现代前厅，殖民色彩伴随着世界主义。

当然，社会形态的变迁，只是冠冕堂皇的前台风景，潜伏在喧闹和华丽背后的，才是更为沉静和长远的城市之声，那就是上海人。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便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他们“聪明势利，又悲观自私，趋炎附势有城府，但知道分寸”，展现着摇曳生姿的市井风情。当下百年，即使是在革命浪潮最激烈的时候，上海仍然悄然保存着一个“潜在的、柔软的市民社会”，那是始终存活在革命和政治之外的上海，它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人生基础和更加持久的民间生活。

最彰显的上海腔调，莫过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一个至今存留在上海，甚至全中国人心目中的旧上海。现在的我们，只有活在对过去的想象中，才有抒情的可能。一本传记这样记录了邵洵美，一位现代唯美主义作家的日常生活：家境富裕，教会学校长大，喜欢在周末“驾着他长长的褐色轿车，从杨树浦的家出来，经过苏州河，到市中心的咖啡馆和书店。他内心像个小孩，或者老派作家，在吸引他的东西里编织故事”。同时他也是个有教养的美食家和风趣的健谈者，每道菜都能讲出一个长长的故事。“他和朋友们几乎天天见面，或早或晚，对他来说，时间无所谓。他喜欢在家开宴席，或去看电影，要么在床上看书。任何时候，他都是沙龙里光芒四射的人物。”在那样一个国家蒙难的年代，他说：“我已经嗅到空气中的战火，我依然非常幸福。”几十年的时光，在邵洵美身上断行断句，散发出一种市俗可以仰见却不能成就的俗贵，这何尝不也是上海的气息？

去年底，半岛酒店重回外滩。一直对这个代表着旧时代，充满奢靡和腐朽，带有隐秘和艳情气质的酒店充满好奇。试营业时去住过一次，对它幽暗的光影、逼仄的走廊印象尤深，整个酒店像一个心事重重的男人，孤单脆弱，又慵懒迷人，纵使享有那么多周到服帖的娇宠也不能让他高兴。那可能就是旧上海的味道，它把热气腾腾的新上海屏蔽在厚厚的窗帘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