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第4/5页）

六

一听到学员要请假回家，李继东心里总会咯噔一下。很多次了，他们早上刚提出请假回家，下午却进了医院，到晚上就“走了”。

那是他们的回光返照。

李继东记得那个叫胡浩的学员。那天胡浩很早就爬起来，先是在池塘边唱歌，然后打电话给李继东，要跟他拉家常。电话里，胡浩说自己想回家，说自己回去后肯定好好做人，还说自己想吃鸡腿，想喝酸奶。李继东感觉不对，就买了鸡腿和酸奶过去。吃完七个鸡腿喝完两瓶酸奶之后，中午胡浩就开始发高烧。李继东叫人把他送去医院。下午的时候，胡浩不断给他打电话，说想见他。李继东带了四个人去陪他吹牛，一直吹到晚上九点钟，这时，医生敲了敲玻璃让李继东出来签病危通知书。

“我刚写下‘胡’字，突然下意识地一抬头，隔着玻璃，我看见他脑袋一歪，走了。他爹妈死得早，只有一个姐姐，我给他姐姐打电话，他姐姐说：‘直接烧了吧！我不来了，我弟弟没有后代，骨灰也不用留了，直接让风吹走吧！’”李继东讲这话的时候，流露出某种难以形容的伤感。他不愿意去医院，没人愿意不停地面对熟悉者的死亡。

但每次，要走的学员都想见他最后一面。类似送走胡浩的经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回了，而且注定还会继续。

“想那么多干什么？每天要死那么多人，自杀的，他杀的，生病的，车祸的。想得过来吗？”李继东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还是用脚趾按开连通饮水机的电源，泡普洱茶给我喝。

“多喝普洱茶，对身体绝对有好处。根据医学指标，艾滋病病人的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在200以下就会发病，但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CD4在180以下还是没有发病，我什么药都不给他们吃，就给他们喝普洱茶。这东西，我们这儿满地都是。”李继东得意地说。

七

喝茶的时候，李继东讨厌的卫生局局长的小车到了。除了局长外，还有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李继东认识，她是思茅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防艾官员。另一位是他们介绍来的作家，从她名片上密密麻麻的介绍看，写过很多小说。

“听说你们这里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女作家问。

“谁说的，我们这里怎么会有艾滋病感染者呢？疾控中心不说，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谁是感染者？”李继东没好气地回答。

“别这么说，人家是北京来的作家，再说，检测结果不也都告诉你了吗？”疾控中心的女士面色一下子变得难堪起来。

“那是我带去检测的人，你们能不告诉我吗？”李继东脸一沉，声音大了起来。

场面似乎有些尴尬，我便先溜了出去。

不一会儿，来访者走了。

很显然，那位疾控中心的女士也曾得罪过他。“那女的是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些荣誉，都是因为防艾得的。我当时的条件他们也了解，可她去跟省里的领导说我使用廉价劳动力。我倒是想使用廉价劳动力，可当时什么工程都不给我，我怎么个使用法？”李继东怒气冲冲地说。

“是她当时不了解你的情况吗？”

“她当然是最了解的！”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不是因为我反映他们不作为！”

对于那些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李继东是保留看法的。

2006年6月26日，居庸关长城上，纪念第19个“国际禁毒日”的活动正在举行。李继东以159996票排在“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首位。他跟其他九位“禁毒人士”商量，建议大家把每人3000元奖金中的1000元捐出来给十名禁毒英烈的子女，可九位“人士”均以不同的理由拒绝了他的建议。有的说，他比他们还困难；有的说，这钱是集体的，他做不了主；有的说，还得把钱拿回去办更多的事情……

他灰心了，一言不发地把身上那条“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绶带解了下来，塞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掏出电话，开始拨号，叫人马上汇28000元钱过来，英烈子女每人1000元，其中上大学的3人每人再资助6000元学费。长城上，阳光明媚，媒体大大小小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他没有出现在“十大禁毒人士”的合影里。

八

这天晚上，所有的学员都集中在空地上。过几天，这里将有一场晚会，来访的是思茅市某企业和工商联的领导，他们给重生厂捐了20台电脑。李继东是晚会的导演。

“挥挥手啊！你在唱歌还是在演僵尸！”32岁的李洪文木讷地站在空地中间时，李继东放下手中的茶杯大声地指挥着，“往中间走两步啊，再不动送去劳改！”“对，送去劳改……”人群里爆出一阵起哄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