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第3/5页)

三十多人要吃饭,他开始不停地卖东西。2004年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被拆下来卖了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斤大米,3天后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多人都还没吃早饭,他就把修理厂里上千元的备胎折价300元卖了,一天又过了……就这样,他卖掉了自己的三辆车,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去挣钱,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这些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让我孤独地做这些事情,你说我值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因为那是放弃这事最好的时机。可一想到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没了,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去卖点东西,再去借点钱。”

转机是他坚持到2005年6月3日时出现的。那天,思茅市市长站在重生厂的茅草屋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太不容易了,个人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作为政府我们不能让你流汗又流泪,我们有义务帮你把他们管理好,让他们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长在现场开了一天的办公会。政府决定:投入600万元给重生厂;划一处矿场供他免税开采;部分学员纳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当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让他请客。他说:“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都给你,如果你们哪个愿意做、能做。”挂了电话,他就哭了。

看着李继东,我想象着他掉眼泪的样子,感觉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种长相和他那种性格的男人是应该没有泪腺的。

“有一次,我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我拿什么去尽,我不敢带儿子去公园,不敢带他上街买东西,不敢给他开家长会,因为那些毒贩说我多管闲事,总想报复我。你想:这里的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吸毒人员。我把他们控制起来,就等于把毒贩的饭碗砸了。控制了这些以贩养吸的零星毒贩,每年就可控制18250克毒品,让毒贩一年少赚3000多万元。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东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说:‘我早就是了!’”

重生厂内部也曾让李继东伤过不少脑筋。那些以偷养贩多年的学员,总是难改自己身上的恶习。正所谓——家贼难防。

“18块钱买的新锄头,5块钱卖了;5块钱买的草帽,5毛钱卖了;米面、油、衣服、凳子……甚至垃圾筒,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都有本事拿出去卖了换酒喝,换酸角汁喝,换烟抽……”

“那家伙叫王波,别看他才22岁,可是能飞檐走壁的。”李继东指着远处一个正在砌砖的小伙子说,“他能像猴子一样藏在拐弯的路边的树上,货车一过,他跳进车厢,头上能顶五片石棉瓦或是夹两包水泥再跳下来。后来偷了27辆摩托车,判了两年,他在看守所里待了七个月后,检测出感染了,我就把他弄到了重生厂来。他的身世其实挺可怜的。父母在相隔四年后,在同一路段出了车祸,别人赔的30多万全被他吸毒吸光了。刚来的时候,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可每次让他值班,他都悄悄地运点东西到外面藏起来,然后再出去卖掉。有一次,我刚给他们借完钱买上吃的往厂里拉,就看到他在往厂外滚铁桶,把我气得,下车就扇了他几个耳光,踢了他几脚。当然,也不会打得太重,打伤了,还是得我出钱去医院医治。光是王波,就这么先打,再做思想工作,反反复复都不下十多次。”

王波只是其中一个。李继东说,像他这样的,重生厂里太多了。李继东安排的正常的工作人员混在他们之中当“内线”,所以,即使他不在厂里,也能对情况了如指掌。

除了家贼,为女人争风吃醋打架也曾经是让李继东解决不完的问题。“在这里,女的只有几个,漂不漂亮都有人追,而且是好多人一起追。于是,我就在他们互相愿意的情况下,给他们安排夫妻房,不准其他人再追。有学员跟我说:‘东哥,我们也有生理需求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有生理需求,但有什么办法?得了这病,就阴悄悄地过吧,实在不行了就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当做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要是运气好,我再在外面收点女感染者回来。’”

17岁的巴度是重生厂最小的。他是所有姑娘的“男朋友”,只有他才有权利跟别人的女朋友勾肩搭背地走来走去,因为女人们都把他当做小弟弟。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跟傣族学员学打象腿鼓。巴度并不觉得自己小,他说他是大人了,因为他梦见有个女的要他舔她的脚。巴度是14岁时来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他只是看着早上还在教他弹吉他的哥哥,晚上送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东哥说,他走了。李继东给他买来小兔小鸭子,最多的时候巴度同时养了14只小动物,巴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什么时候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