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

一

李继东朝屋外喊了声：“大鬼，进来！”

“大鬼”弯着腰走进来。肤色黝黑，脸上坑坑洼洼，有些变形，像是某种疾病的后遗症。

“去买盒烟！”李继东递给她10元钱。

转身出门时，“大鬼”朝我笑了笑，除了两颗门牙，嘴里的牙齿似乎都掉光了。

“她叫袁玉珍，‘大鬼’是我给她起的外号。”李继东一边说，一边把脚从拖鞋中抽出来，用脚指头按下地上的电源开关，立式饮水机发出轰轰的声音。

“她曾经是我们云南省名震一时的‘零星贩卖大王’，一天能赚十几万元，毒品就像菜一样，摆在她家门口卖。她有个儿子，小时候不小心被墙上的钢筋戳到脑袋里死了。她结过两次婚，两个老公都因为贩毒被政府枪毙了。她在‘道儿’上也算是狠角色，曾经一个人跑去平兴街买了20把手枪回澜沧县卖。她本该在监狱里服刑的，后来查出感染了，我就把她接了过来。”李继东递过来刚泡好的普洱茶，茶香醇厚。

“大鬼”买烟回来了。她望着我，我望着她，突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觉得李继东这个人怎么样？”我随便问了一句。

“没有东哥，我早死了，我们这里的人也都早死了。”“大鬼”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说话有些紧张。她用右手在自己的左臂上不停地搓着。隐约，我看到了她臂弯里的文身。

“你那里文的是什么？”

“是我们拉祜族的文字。”

“写的什么？”

“幸福。”

38岁的“大鬼”感染的是艾滋病。

“上回‘大鬼’给她姐姐打电话，说想回去看看，被她姐姐拒绝了。她想不开，喝了好多酒，哭着要自杀，我去拉她的时候，手腕还被她抓出血了，我担心了好久，好在检测结果没事。”李继东头向后微仰，跷起二郎腿，轻描淡写地讲述着自己和这17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二

回到稍早些时候。

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在山间盘绕而行。

“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也曾经瘴气横行，1919年曾有三万多人，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一千多人了。不过，现在好了，因为盛产普洱茶，思茅市马上要改名为普洱市了……”从思茅机场到重生厂的一路上，我听着李继东，这个“2005年度中国民间十大禁毒人士”热情的介绍。

话语间，李继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看号码，皱着眉犹豫了一下，在接通前骂了句“他妈的”。

“局长，有事吗？……算了吧……噢……那好吧……下午来吧。”

“谁呀？”我问。

“卫生局局长，妈的，居然有脸打电话来！”

“他得罪你了？”

“跟我私人没关系，我是在生卫生部门的气，他们每年花国家那么多钱，却不作为！”

“怎么个不作为？”

“他们抽血检测，可结果只告知感染者，不告知他周围的人。你想，如果这些人再去传播怎么办，谁知道他们是感染者呢？这些人一发病，他们就去送药，感染者当然感谢，但花很多钱去延长这些人的生命，却不进行有效的监控，这些人又出去传播该怎么办呢？有个感染者的妹妹在2002年就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可2004年却生了小孩。我去卫生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做她的工作劝她不要生？或是她坚持要生，为什么不给她做母婴阻断或是告诉她不要母乳喂养？这位局长说，生不生是她的权利，传播不传播是她个人的素质问题。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妈个逼的，你是畜生还是人呀？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么多？就是你们让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你们不作为！他当时被我说得不好意思，就说，‘保护感染者隐私权’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他们也没办法！晏记者，我只想问你一句，到底是少数人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多数人的‘生命权’重要？”

车窗外，茂密的山林里升起浓浓的雾气，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

从磨思公路出来，经过一家砖厂，拐进一个小桥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尽头。那儿有两扇铁栅栏门，门关着，但没有锁。前面立着两块圆牌子，白底红字写着“警戒”。

这里曾经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因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桥下，刚开始，李继东叫它“磨思大桥下”，但现在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叫做“思茅重生厂”。

重生厂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没有税务登记证，因为这个“厂”不生产任何产品。

李继东按了两声喇叭，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飞奔过来，把门拉开。

“学员在干活呢！”李继东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学员，“这里原来是一片没人要的沼泽地，后来我带着他们把地填平，挖了鱼塘，盖上房子，建起花园，现在，砖厂的人跑来说这片地是他们的。不得已，我就在门口竖上警戒牌，这叫‘保卫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