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人

引子

县交警队的白色宣传车停在广场边上。车门开着，后座上堆了些宣传交通法规的小册子，59岁的游嘉良坐在车里，一身藏青色警服，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肩上扛的是“两杠三”（一级警督这样的警衔在县城里算是到头了，县公安局局长也不过如此）。游嘉良把白色大檐帽摘下来放在腿上，戴了几年，可帽子的颜色他还是不大习惯。交警队里，他的警服也跟别人有小小的差别，别人臂章上绣的是“公安”，而他的是“司法”。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是监狱的管教干部，担任过教育科科长以及好几个大队的大队长。不过，五年前，他所在的监狱在布局调整中被撤掉了，三千多犯人被分送到省内的其他监狱，干警们也都分流走了。他没去找新单位，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就领退休金了，何必呢？作为监狱的“留岗休息”人员，他拿着监狱发的工资，还可以帮交警队搞搞宣传，“打打零工”，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他要回到那个已经荒废的监狱去值班。监房还在，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但毕竟还是国有资产，他们这些“留岗休息”人员要轮流去看看。

每当坐上重返监狱的中巴车，望着车窗外那熟悉的山坳，过去的日子，便又回来了。

一

四十一年前，游嘉良的梦想是报考清华大学的物理系。

不过，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的大学梦毁于那场跟文化有关的运动。1970年，在晃荡了四年之后，这个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从县城下到乡里当了一名物理老师。

他课教得好，学生喜欢，老师们也认可，可却始终不快乐。在那个乡中学，有人提才能上调工资的考核榜。他不是本乡人，没人提。所以，每逢调工资，他便会心寒。1984年，他终于离开了站了十四年的讲台，换了工作。

新单位便是那所监狱，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犯人主要的劳动是日复一日地在山洞里挖硫黄，山坡上的那些绿色早被硫黄熏得没了踪影，吸入鼻腔的永远是那呛人的臭鸡蛋味。当地人告诉他，这地方也叫硫黄矿。

可游嘉良喜欢这地方。

这里的一切是那样不同，什么样的事情也都有可能发生。和一成不变、充满排外思想的乡中学相比，这个劳改局直管的省级单位似乎更具包容性，干部和犯人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没人再将他视为外乡人。

他先是在子弟学校当老师，然后很快成为了大队里的管教干部。他穿上了警服，别上了手枪，那都是他一直梦想的。那身“行头”让他精神抖擞。

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跟犯人接触时的情形。他要向入监队的犯人作报告。那都是些刚从看守所转过来的新犯人。他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尽管他已经当了十四年的老师，可在监狱里，他也是个新人。他有些紧张，生怕自己说不好。监狱长对他说：你就把他们当成你的学生好了，犯人也是人，只不过是一些犯了错的人，跟犯了错的学生一样。

他昂首挺胸地穿过那些新犯人的队伍，给犯人们作报告。

他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对他们说：

“我不能说欢迎大家，毕竟没人愿意到监狱里来，到这里，你们首先要明白监狱是什么？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任务主要是正确执行刑罚，但帮助你们改过自新才是监狱存在的最终目的。你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改造环境，不要对监狱有恐怖感。你们往往是因为自身存在着各种无法克服的弱点，在邪恶的欲望前没有把握好自己，才触犯了法律。你们不要自卑，进来一次也好，长长教训，一辈子受用……”

报告结束时，他听到了热烈的掌声。

他心情不错，因为再也不用为课堂纪律而操心。犯人的眼神也没有他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恰恰相反，在之后的接触中，他发现犯人总会在他面前表现得很老实，并不失时机地呈现自己悔改的诚意。他们都希望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各项加分，努力减刑。没人愿意在这“四面墙”里多待一天。

二

这既是一个严肃的专政机关，也是一个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

计划经济的年代，硫黄生产出来是不用愁卖的。监狱那时候是全县的税收大户，内部有的是钱，什么都周转得开。犯人们永远都有新囚服和新鞋穿，精神面貌好，劳动积极性也高。监区有好几个大队，每个大队分工不同：一大队负责修房；二大队负责发电；三大队负责养猪；四大队负责种蔬菜水果；五大队负责挖矿……每个月生产出来的肉、蔬菜、水果吃都吃不完。犯人们除了劳动改造，还要在育新学校里学习，参加扫盲班、技工班，学识字，学木工、泥瓦工、煅工……教室是崭新的，课桌也是崭新的，比周围的乡镇学校条件不知好多少倍。监狱有时还会请文化教员来教乐器，让他们陶冶情操。附近农民没见过小提琴和萨克斯，他们会指着那些形状各异的黑皮箱好奇地问游嘉良：“游大队，这是什么新式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