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人(第2/5页)

监狱还会请县上的人来放电影。电影一般放两场,头天干部看,第二天犯人看,在操场上放。“首映”的时候,干部家属们会提前把自家小板凳搬去围成半圆占位置,如果是冬天,孩子们还会带个小火炉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边烤火,边看电影。那时候演的是《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不过,在游嘉良的记忆里,《少林寺》才是最轰动的,放映时,整个监狱像过节一样。

那时候,干部们总有机会喝点小酒,打点小麻将,或是到周末舞会上跳跳舞。生活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多姿多彩,却也让当地人无比羡慕,因为附近农民当时还在住土屋,点煤油灯。

在这个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打听硫黄矿怎么走,别人会告诉他,顺着这条路走,突然看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热闹地方,那就到了。尽管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臭鸡蛋味,尽管山坡上常年寸草不生,尽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可还是有很多人想到这里工作。一些附近的农民问:“同志,我可不可以进来劳改?”

硫黄矿里自然是要采硫黄的。

游嘉良当过采矿队的大队长,那时候,每天七点半,他都会准时站在操场上给那些下井的犯人点名,安排他们当日的工作。工作量是自上而下定的,劳改局下达一个总任务,监狱再分到各大队,大队再分到中队,中队分段,段再分小组,最后制成生产报表,考核完成。

任务不是他定的。有时候,碰到任务量突然加大,他就会对他们说:“这个工作量对大家是一个新挑战,你们有没有信心接受?”

“有!”犯人们总会声音洪亮地回答。他知道对于犯人来说,有没有信心,他们都得接受,自己多问一句,只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而已。

通常这种时候,他还会换上工作服,戴上装着矿灯的安全帽,勒上口罩,顺着那条斜斜的巷道下井视察工作。他并不害怕。尽管“瓦斯爆炸”、“偏崩(从旁边垮)”、“冒顶(从上面塌方)”等一系列事故名称经常被人们提起,但他自己还是有必要下去。下井视察能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他相信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抓那些牢头狱霸的现形。逼迫其他犯人为自己劳动的现象不允许存在,可还是存在,即使劳动力不够,他也要把这些“抗改分子”送去严管队,因为他们不但不劳动,还会影响其他犯人的劳动情绪。在严管队里,这些“老大们”将喝不到热水,吃不到热菜,只有定量的干馒头。什么时候出严管队要看表现,少则三五日,多则几个月。

井下的硫黄味最呛人,很多犯人都觉得分到这个队最倒霉。他就挨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下井的恐惧思想,请人给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后来,恰恰是那些当初下井队的犯人出狱后最厉害,他们熟悉井下构造、矿石分析,精通各种井下设备的使用和修理,很快就当上了小煤矿的老板,发了财。电视里偶尔会有关于监狱的节目播出。似乎在所有的监狱里,犯人床上的被子都叠成了豆腐块,脸盆拖鞋刷牙缸子排成了一条线……犯人们个个懂礼貌,人人爱学习,干部一进门,都会全体起立喊:干部好!

他的监狱也能看到这些,不过只有模范大队才有。记者来采访,编剧、演员来体验生活,上级领导、人大代表来视察工作,都会被带去那里。那里的犯人一言一行都被专门要求过。而其他监房则更像工人宿舍。大多数时候,犯人劳动回来都是该放衣服放衣服,该洗脸洗脸,然后倒在床上休息。每天的劳动都是满满的,豆腐块似的被子也没时间去叠,因为硫黄矿的犯人要三班倒。

逢年过节的时候工作最紧张,因为犯人开始思乡了。他得轮番找他们谈心,交流思想。他得组织开“节前教育会”,进行安全大检查,安排亲属接见,安排他们打“亲情电话”。

接见的时候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九点一过,他就用大喇叭叫那些来了亲人的犯人的名字,让他们出来排队。接见室并没有电视里出现的那样先进,只有铁栅栏和板凳,没有隔音玻璃和电话。犯人们总是各怀心事地等待着点名,然后接见,最后表情各异地出来。家人从不来探望的“遗弃犯”总会在这天脸上写满失落和悲伤。他们会眼泪汪汪地对他说:“我妈不要我了”,“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儿子不认我了”……

电话的免提键是要按下的,他的任务是盯着自己的手表,告诉他们:“抓紧说,每人只有一分钟。”犯人们有抓起电话想不起家里号码的,有占线的,有没人接的,有打错的,有被家人挂断电话的;通上了话,有哭的,有笑的,有发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