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人（第3/5页）

除夕鞭炮响的时候，犯人最激动。他们会把玻璃瓶、罐头盖、汤匙等一切能弄出响声的物件往窗外扔。他们会狂喊“过年喽”，如果值班管教朝他们吼几句，他们会用更高的叫声压过去。大墙瞭望哨的探照灯总是狂扫个不停。

又是新的一年。

五

有时候，游嘉良觉得，手下的一些干警比犯人更难管理。他们总是抱怨“犯人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是无期徒刑”。他觉得这都是些牢骚话，他不喜欢听。当他听到他们抱怨“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的时候，他就会问：“不是人待的，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难道我不是人吗？”

刚来的干警更令他啼笑皆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犯人隔离开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工地食堂里犯人做的饭，他们怕犯人会下毒。尽管缺乏生产经验，但是他们还是固执地安排犯人照他们的想法去劳动，因为他们不相信犯人会改好，会好好劳动。他们没想过，大多数犯人都想好好表现，争取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减刑加分，早获自由。他发现他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

尽管从1990年开始，国家就明文规定禁止体罚犯人，可体罚现象依然存在。犯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管教也一样。有一次，有个管教发现四个犯人偷偷打麻将，就把犯人叫到院子里，让他们把水泥砖当成麻将打，自己则坐在一旁指挥，“码牌啊，摸牌啊，打啊，碰啊”，看着犯人哭丧着脸把水泥砖搬来搬去。一些打过犯人的干警外出时会提心吊胆，害怕遭到报复。

游嘉良想不出谁会报复他。他在基建队时盖房子的犯人，当上了包工头；他在下井队时挖硫黄的犯人，当上了小矿主；他在教育科时帮他出《新生报》的犯人，现在是县里广告公司的老板。只要在外面碰到他，他们还是叫他大队长，要招待他吃饭。

最让他懊恼的是那些思维被犯人带着走的管教。曾经有管教被犯人唆使着带他们出去在老百姓赶集时偷钱，然后分赃；也曾经有犯人唆使管教放他出去，然后也没收到钱；还有的犯人在外劳动时，看到路边卖水果的妇女，就把裤子脱光了大摇大摆走过去，然后趁妇女扭头蒙脸时偷别人箩筐里的水果，而管教则在一旁放风，看着是否有领导出现……

发现这样的管教干部，他总希望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留情面。但这并不容易。不少干警都跟各级领导沾亲带故，软磨硬泡地往下压他。人情大过王法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是个特殊单位。

他工作起来总是全身心投入。长期亏损的四大队，他去了一年后，便有了30多万元的利润。他去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离不开他。那些大队之所以扭亏为盈，离不开他的“整风”，而他严肃的“整风”也给他带了不少“风言风语”。他发现要好好地干成一件事真的好难。总是把一个大队干得有起色之后被迫离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当老师好，单纯。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每当他累得瘫在床上的时候，她会帮他脱下警服，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休息一会儿。她会把他疲惫的头枕到枕头上。

六

游嘉良在教育科当了三年科长。

入监队和出监队都归教育科管。在别人眼里，这是疗养的大队，没有生产任务。可游嘉良不喜欢待在教育科，教育科和生产大队在他眼里的区别好比“京官”和“封疆大臣”。他喜欢在生产第一线。月底时能够完成任务，让大家拿到奖金，自己得到表扬，尽到当大队长的责任，这才能让他满足。

出监队的犯人大多比入监队的开心。与入监队那些“新收”相比，出监队的纪律相对松散，虽说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不让乱串，可从上到下，没人太在意这里的动静。他们的改造生活已接近尾声。他们这时变得遇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只求平平安安回家去。他们成了“自由犯”，可以帮管教外出买买东西，办办事。这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服的是“残刑”。游嘉良时常能看得到他们脸上那种浮躁的情绪，他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不断地回忆从前，向往自由，以往这些情绪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压抑，现在越接近希望，便越表现出来。

不时有人办手续，取回他们留在账上的钱，等他们在登记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游嘉良就会把“释放证”发给他们，看着他们充满喜悦地从这里消失。偶尔，他能从他们的喜悦中看到一闪而过的迷惘，那迷惘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他们不知道出去之后要多久才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感觉，追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没有信心。

七

不是谁对追上时代步伐都有信心，监狱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