锔子人生（第6/7页）

刚上初中就停课了，每天他跟着别人上街看热闹，看人们坐在消防车上，带着外国人留下的那种消防盔互相武斗。

高中毕业后，他顶替父亲，进了天津市感光胶片厂。在暗房里，他开始用一台半自动卷片机卷胶卷。他一个人坐在中间卷，六个人围着他，用他卷出来的胶卷装盒。暗房里只有一点幽暗的绿光，眼睛是看不清的，靠的是手和心的感觉。那时的工作量是卷800个，一般人要卷一天，他手快，通常不到上午十一点就卷完了。暗房出来，眼睛不能见光，他就带着墨镜到休息室休息。他讨厌这种休息，因为必须休息到下午下班才能走，这是厂里的规定。卷完了任务也不行。休息室里大家都抽烟聊天，聊他没兴趣的各种打架。比聊天更让他心烦的是抽烟。别人给你发烟，你也要给别人发烟，架不住人多，两轮下来，一盒烟就发没了。别人发5毛一盒的“郁金香”，他就发6毛一盒不带嘴的“中华”。他好面子，因为他家是住意租界的，他爸曾是厂里的领导，他家曾是天津卫显赫一时的盐商张家。

刚开始，他一月挣38块钱，挣到40块钱时，他决定不干了。一月下来，不够烟钱。1980年，他24岁时，他决定去当个没人看得起的“小贩”。

他开始做黄金买卖。金条香港16两一根，内地10两一根，他小两收，大两卖，能赚6两的钱。那时候，买卖黄金是被禁止的，有风险才有收益，很快，他赚了几万块。钱财来得快，去得就更快。有一天，有个人说有金条要卖，他就用报纸包了一书包钱，背着那个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军跨去了。一开始，他觉得那卖金条的人长相奸诈，神色可疑，但当那人把金条从裤兜子里掏出来时，金条的诱惑立刻掩盖了他的怀疑。金条是天宝牌的，那时很出名的牌子，那牌子的金条是最纯的。他把那人带到一个楼道里，准备用试金刀把金条切开，看看是不是铅条外包上金的“水货”。一刀下去，很软很纯，果然是天宝牌。在他掏出钱时，那家伙掏出了步话机，喊道：大鱼上钩了，收网！

为庆祝逮住他这条“大鱼”，警察买了两笼狗不理包子。警察问他，吃包子吗？他说，不吃，我哪有心情吃包子。警察说，你要不吃包子就交罚款，不交罚款就关进去。

倒金条倒来的几万块钱都交了罚款。还得体面。他又带了一千来块钱去了广东，想倒腾一些那时候被称为“港伞”的折叠伞回天津卖。在湛江的一家批发店，老板告诉他，问了价就得买，不买就不能走。他说，凭什么，我问价怎么了？我敢出来就不怕这个。那老板觉得他有种，便跟他交了朋友。老板说，我这儿有“夏普6060”的录音机，300块给你，拿回去你卖600没问题。他清楚倒这东西肯定能赚，但他不敢买，有倒金子的教训，再来个冒充卖录音机的警察，他可再没钱交罚款了。最后，他进了一堆衣服回去，同学们喜欢，他不好意思收钱，便送了好多，这趟又算白跑了。

“文革”后，他家在天津百货大楼附近退赔了一间门脸房，他觉得可以用那房子来卖点东西，可卖什么呢？他见很多人排队买一种布，灰色的，据说下水后不起褶。他也想卖这种布。在批发市场，他找到了这种角上写着“无锡色织四厂”的布，他先批发了一卷回去，不到十分钟就卖没了。他又去批发了两卷，没过多会儿又卖没了。他觉得卖布太神奇了，比卖金子还赚钱。他决定直接去无锡的厂子里进货。全国的人都在无锡进那布，那厂里的销售经理成了大家最热门的“行贿对象”，别人送收音机，他就送金戒指，别人送金戒指，他就送金项链，后来，经理不要东西改要回扣了，别人一卷布给5毛，他就给6毛，别人给六毛，他就给1块。付款时，经理如果说，好像还差10块钱。他就马上再给经理十块钱，并连声说：我点错了，对不起，是我点错了。他知道自己肯定没点错。

能让经理舒舒服服占到便宜，经理自然喜欢他，别人一个月等不到一卷布，他三天就能一整车拉回家。到后来，他只要来无锡，都不用在外面吃饭，饭菜经理早就给他在厂子里准备好了。

九

有钱了，他就给母亲买东西。买那些老家具，老物件。他家是民国天津八大家盐商张家的后代，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习惯了在家里收拾屋子，习惯了帮奶奶把高脚的铜痰盂擦得锃亮。

每次路过信托商店，母亲都会指着某件东西说，这是咱家的，那也是咱家的。“文革”结束后，也退赔了一些抄走的东西，但退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母亲最挂念的是那个紫檀的百寿图的屏风，上面有一百个各式各样放鞭炮的小孩，他为母亲找了很久，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