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漂移（第2/5页）

平淡无奇的几周过去了，天气越来越温暖和潮湿，狂欢节就要到了。我可以在狂欢节的时候搬出来，把我的公寓出租，价格会是平时的四五倍。幸好詹姆斯和伊恩要外出，他们答应我搬到他们在迪凯特街的住所，那里离密西西比河不像过去那么近了。一开始很有趣。狂欢节。我喜欢抓东西的运动——塑料杯，珠子，其他小饰物，其实都是些垃圾，它们是从拥挤的街道上缓缓移动的疯狂彩车上抛下来的。这种运动像是篮球，又像是站在一群难民中疯抢士兵发放的食物供给。我个子很高，伸手够得比大多数人都高，尽管在路易斯安那也有一些高个子，他们主要是黑人，而多数白人比较矮，我很容易比他们跳得高。一天晚上，我和一群人正沿着壁垒街打闹，跳着去抢杯子和珠子，这时枪声响起。大家全都尖叫起来，惊慌地四处乱跑。不知何故，我的一只膝盖发软，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我蹒跚着撞到了前面的一个人，为了不至于摔倒，我一把抓住了他。这引发了另一阵恐慌，每个人都停下了脚步，处处都是警笛声和警察，一切都回到了狂欢节如常的骚动。

嘉年华的日子越来越令人不快，简直成了一件无聊的事。法国区挤满了大学生，丢满了百威啤酒罐和破塑料杯，街上散发着酸馊的啤酒和新鲜呕吐物的臭味。另有轻佻的一面，是由各种群体主办的奢华舞会。伊恩把他收到的一个宴会请柬给了我，在那里我遇到了安吉拉，一位年轻的黑人姑娘，她正在一家法学院读财富积累专业。舞会的第二天，她身穿新洗过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红色衬衫来到詹姆斯和伊恩的公寓。她用一根红色缎带把头发扎在脑后。我们肩并肩站在阳台上，喝着白葡萄酒，那酒杯如此纤细，让你不忍一握。我们的手搭在阳台栏杆上，近在咫尺。我的手向她的手移动，几乎要碰到她的，接着它抚摸她的，她没有抽出手，我开始爱抚她的胳膊。

“感觉很好。”她说，目光仍向街上望去。我们接吻，各自握着一只精细的酒杯，放在对方的背后。接完吻后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就又接了些吻。

狂欢节后不久，法国区恢复了它安静而空荡的常态，多纳利，一个与我同样年纪和身高的家伙搬进了我的隔壁。他的头发有点儿长，身着T恤衫和棒球鞋，可没有我那时候穿得时髦。我们在楼道遇到过几次，比较了一下彼此的公寓——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去“停靠港”吃了一次汉堡，后来就经常在一起厮混了。大概四年以前——“1987年的愚人节。”他说——多纳利得知自己得了皮肤癌。医生说他只有三成的希望能活下来，他经历了一系列手术，显然精力充沛，我们相遇前的五个月他还有力气闹自杀。那以后他住进了洛杉矶的一家精神病院，现在正在图兰大学医院“接受”进一步的癌症治疗。（在多纳利的简历中，医院扮演的角色，就像我的简历中大学扮演的角色一样。）

多纳利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网球打得很好。下午我们经常随便打上一个小时（他觉得记分没有意义）。他的水平高出我许多，但我喜爱扣杀每一个球，而且我有强烈的求胜心（尽管我们没有记分），我们就算是球逢对手了。打完第一场后，他脱掉湿透了的T恤，他的背部和胸部让我震惊：一副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躯体。晚上，我们在酒吧里喝得醉醺醺或者随便闲荡，通常是在“停靠港”，有时候也去别的地方。他总是喜欢谈论他经历过的“癌症和其他臭狗屎”。第一次检查结果发现是阳性时，他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在卫生间里，刮胡子。我妈妈打开信封，走进来，拥抱我。我是这样说的，‘妈妈，我在刮胡子。’”

“你从来没有感到难过？”

“我的生活毁了，但我没有难过。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接受’外科手术，‘接受’化疗。真让我心烦。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只是在过我的日子。我不是在‘接受’它。”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空地上孩子们在玩耍。天黑得很快。

“你为什么要自杀？”我问道。

“不是因为我抑郁或是别的什么。我甚至不是特别想死。我只是不再想活了。”那一晚上他都在吸可卡因，他说。然后他坐在车里喝啤酒，听音乐，感到很幸福，而排气管将车内灌满了一氧化碳。

天黑了，还是温暖的。我们看不见玩耍的孩子了，不过能听见他们。

“你的朋友怎么看？”我说。

“我想他们会想，这才是多纳利吧。”

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我一样好奇。他们见过很多未遂的自杀案例，却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他们寻找线索，询问他“有没可能是酗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