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漂移（第3/5页）

“我真希望如此，”他说，“这么久以来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和时间。”

对他来说，一切都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什么也不在意，却有很强的交友能力。他很体贴大方（他没有工作，却一直手头宽裕），从不强人所难，而每当我建议去喝一杯或吃点什么时，他又总是积极响应。我敲他的门时，他永远是躺在床上喝啤酒或是看电视。他从不读书——连报纸也不读——他从不觉得无聊。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做他自己，做一个美国人，做一个叫多纳利的人。

一个周末，多纳利的家人来访，我和安吉拉则驾着她的车去了密西西比。之前她离开了一段时间，和她的朋友们去了东海岸，所以我们有好几周没有见过面了。我们时常相拥而吻，却不曾真正睡过。我希望在我称之为“自由之旅”的途中，我们能有过一次。安吉拉不知道我的意图。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回首往事我屡屡感到惊讶，人们竟然有那么多不知道的事。这就是旅行的一个特别之处，你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相当无知的，而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沿着路易斯安那的平原行驶，经过了沃克·埃文斯(2)镜头下的风景以及一排排贫民窟，越靠近密西西比，那些房子越是破败。我们开得很慢的时候，人们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即使是什么也不做），望着我们开过去。天色阴沉又潮湿，积云滚滚。我隐隐约约地期待我们会成为种族暴力的牺牲品，戴着棒球帽的白人乡下佬会漫不经心地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主要是加油站的服务生——他们太疲倦而且又太有礼貌，除了汽车的牌子，他们什么也不曾注意到。

我们住进了杰克逊的一家汽车旅馆，在一家霓虹闪烁的汽车餐厅吃了晚餐，他们供应分量很足的家常饭。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汽车旅馆。我忘记把在新奥尔良买的避孕套带来了，箭在弦上，我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要是有艾滋的话，我就杀了你。”安吉拉说着，一边引导我进入她。“不要进入我。”她又说。

我们的性事结束之后——我很自然地趴在她身上——躺在密西西比的黑暗之中，车灯扫过天花板，我们听着从隔壁屋里传来的电视声。

“你以前和黑女孩做过吗？”

“是的。”

“多少？”她说道，听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

“两个。你知道可笑之处在哪里吗？”

“她们都问我，我以前是不是和黑女孩做过。”

我们事先从一家酒类专卖店买来了啤酒，余下的整个晚上都在房间里喝酒，好像我们才抢劫过一个加油站，正在逃亡的路上。

回到新奥尔良后，我和多纳利也出门远足，进入过沼泽地——水面上漂浮着的像木头一样的东西，已经漂流了几千年，竟然是短吻鳄——我们会环绕新奥尔良驾车兜风，一边听摇滚乐。一天晚上，我们在城市公园东边的菲尔莫街上行驶，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雨刷模糊了车窗外的红灯，霓虹投射成车窗上绿色的小水坑。一辆等着变灯的车就在前面，我们的车滑向了它。我们速度不快，但是金属的碰撞声很大，玻璃碎屑散落如雨。两个小伙，两个黑人小伙，从车里出来，朝我们走了过来。多纳利把手放在仪表板的杂物箱上。这两个小伙检查了一下他们被撞的客货两用车，想看看有没有撞坏的地方。没有，至少是没有新的剐蹭，他们看来没有放在心上。多纳利关上了杂物箱，摇下车窗。其中一个小伙走过来和他交谈。他闻到了我们车里的烟草味儿，笑了起来，多纳利把他刚才抽的大麻递给他。两个黑人小伙坐回到他们的车里，我们两个白人小伙也继续上路了。有一刻我紧张极了。在美国，你对种族会非常敏感，在英国你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黑人区，你想，糟糕，我在黑人区，也许我不应该来这里。多纳利说，他们下车时，他也有一点儿不安。

“所以我要带上这个，”他说着，一边打开杂物箱，把手伸进里面。他递给我一支枪。我以前从未摸过枪。它看起来很小，很重，乌黑，危险。我把枪还给多纳利，他又把它放进杂物箱，合上盖子。

“麻烦的是，我只剩下两颗子弹。打个比方，要是三个小伙要强奸我，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来自英国，一样对枪的用法不熟悉。

“两颗子弹。”多纳利说道，摇了摇头。

“也许你应该多买些子弹。”我说。

“你说得对，哥们儿。我要多买些子弹。”

“两颗子弹……”

“他妈的，两颗子弹和没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