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漂移(第4/5页)

“只有两颗子弹的枪有什么用呢?”我说。我渐渐掌握了枪支谈话的诀窍,并且十分享受。

“一支枪需要六颗子弹。”多纳利说。

“比如六发式左轮手枪。”

“我最少还需要四颗。”

“你的潜能只用了百分之三十三。”

“六减四等于二。”

“还缺四颗。”

“一个枪里只有两颗子弹的家伙就是傻逼。”

“我可不想这么说,”我说,“我怕让你不爽。”

“你就算是没说出来,我也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是你,我明天就去枪支店。一大早。”

“你说我到那之后会做什么?”

“你会买四颗子弹。”

“我可能会买六颗。”

“好主意。”

“我就会有两颗备用的了。”

“没错,两颗备用。”

我们把车停在公寓楼外。雨下大了,我们快步走向“停靠港”。海湾战争结束了,酒吧比以前还要喧闹。我们坐在酒吧里。多纳利和那个我曾试图搭讪的女招待睡过了,她给我们免了酒水费。我很饿,点了一个汉堡;多纳利吃过晚饭了,但也点了一个。我们曾在这里喝得醉醺醺;喝了这些酒,我们开始胡言乱语。他和我讲起他入伍的日子。他的部队在柏林驻扎,他和另一个家伙定期向苏联人卖情报。结果他们挣了一大票,使劲花也花不完。周末他们会飞到巴黎,为了和美丽的法国站街女睡上一夜而一掷千金。他在洛杉矶染上的可卡因瘾也越发不可收拾了。

“你会为此内疚吗?”

“什么?把钱都花在可卡因和妓女身上?”

“不是。把秘密卖给军情五处——我是指克格勃。”

“只是觉得钱唾手可得。”

“我觉得是背叛。”

“哦它是的,哥们儿。”

多纳利总和我说这些事,关于他是多么不值得信任的那些事——背信弃义到如此程度——但我从来没想过不要信任他,从来没想过不要相信他对我说的那些事。不仅仅是如此,他以他的方式让我感觉到,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值得信任的人,一个我能托付的人(不是说我有什么事情要托付),我丝毫不担心他会背叛我。我觉得,这一切意味着他是我的朋友。像我这样生活的人,住过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不再交新朋友的年纪结交新朋友,而他们就是靠十九、二十岁时在大学时积累下的日渐减少的朋友储备为生。这是我的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了,也许我讲这个故事——这个真实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我想把这个简单的事实记录下来,那就是在新奥尔良这个我们几乎谁也不认识的城市,我和多纳利成为了朋友。

“你知道,我还在想着子弹的事。”吃完汉堡,我们又点了些啤酒后,他说道。

“我知道,”我说,“我能猜到。”

“我可以买十颗:四颗装和六颗装的。”

“两套六颗装的。”

“我不需要那么多。”

“那就六颗吧。我的意思是,买六颗装的。”

“二加四。”

“等于六。”

“加上你原有的两颗。”

“答对了!”

我在新奥尔良的日子到了尾声。我要去圣克鲁兹,我转租了一位朋友的公寓,他要出门几个月。我才在新奥尔良找到了生活的感觉,却又到了离别的时刻。离愁别绪往往化身为购物的强烈冲动。那个阶段的我不喜欢穿凉鞋,但是在多纳利的坚持下,我买了一双Teva(3)运动凉鞋,就像是脚上穿了一只手套,一只脚各穿了一只——我是想说,穿在脚上的感觉像袜子。我还买了一副近视太阳镜,让我见到了以前从未见到的世界,闪闪发光的清澈世界,玫瑰红色的明亮世界。

多纳利也想去西部,但不想去太远的西部。假如他又到了洛杉矶,他肯定会自杀的。他想去拉斯维加斯,在“新奥尔良的西部,又不像洛杉矶那么西”。

“好啊,”我说,“正是如此。”他在那儿有朋友,在拉斯维。我们时常谈起合写一部关于他的生活的书稿。“所有那些垃圾间谍内容”都让这本书显得很有商业价值,但我却视它为一种寓言,一种不带任何说教或寓意的寓言,一种无法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或得出任何结论的寓言。我对写这本书有极大的热情,他也是。

从我们的自由之旅回来后,我和安吉拉又睡过几次,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发生。我们见面的次数如此稀少,从见面到不见面的过渡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也许我传染上了多纳利对事物的冷漠态度。我怀疑这也并非是我唯一传染上的。我的身体感觉不太对劲:我撒尿时有轻微的灼痛,非常轻微。

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多纳利醉醺醺地坐在密西西比河边(据说天黑后待在这里不是明智之举)。几乎是一轮满月了。严格地说它不算是满月,但也非常圆了。我告诉多纳利我幻想跳上那节火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