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麻

1999(1)年4月我在巴黎住了几天，为《Time Out城市指南：巴黎人行道》这本书做“人行道”的研究。我研究的人行道在第十一区，九十年代早期我在这里断断续续住过一段时间，不过这次我和朋友哈维及米米住在第八区，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正对着总统府。我到的那天晚上他们为我接风，哈维说，他邀请了一位新朋友，一位名叫玛丽·罗伊的年轻美女。

玛丽到了，她不是米米的那种美，但是非常迷人。她个子很高（有六英尺），一双宁静的绿眼睛，一头黑发，以我那经常去廉价剃头匠（五十卢比，在果阿）店里的眼光来看，她的发型应该很昂贵。她打扮成太空站加油处的工作人员——裤子面料是一种防热耐冷的高合成纤维，上面全是口袋——她是典型的巴黎人，喜欢激烈的辩论。吃饭的时候，我宣布自己“完全支持北约，百分之百支持轰炸塞尔维亚”，她发现“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竟然会说出那样愚蠢的话——更不要说真是这么想的——实在是不可思议。

“谁说我是知识分子？”我说。

“哈维。”她说。

“啊，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

她抽烟很凶，比烟鬼哈维和米米抽得还凶，但是这不妨碍我喜欢她。晚餐之后，我喝多了，把酒杯摔在了地上。我们收拾玻璃碎片时，玛丽割伤了手指，几滴血落在了我脚上那双已经磨坏了的运动鞋上。她在卫生间里用冷水洗完手后，我把邦迪缠绕在她细长的手指上——一种暗示了婚姻的可能的动作，虽然它是一种医学上的动作。我们之间的气场变了，变柔和了，我们约好明天见面，一起研究我的“人行道”。她把电话号码写在我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留下了模糊的血迹。她的笔迹醒目而清晰。

“午饭后给我打电话。”我们吻别时，她说道。

第二天下午，哈维要离开巴黎去马赛看一个朋友。在他去里昂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在十一区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之前的一上午我都在这里研究我的人行道。哈维坚称玛丽渴望与我上床——他对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都是这样的评价。我坚称——我总是这么坚称——他是错的，还有，在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当中，我只想与其中一个上床，那就是米米。和他分手以后我就给玛丽打电话，约好在奥贝康夫大街上的“煤炭”咖啡馆见面。

她准时出现了，下身穿黑色迷彩裤，上身穿一件浅色T恤，前胸写有日语。我们喝了一杯咖啡（这是那一天中我的第四杯）之后，她问我想做什么。我说如果我们嗑药的话，那会有助于我的研究。玛丽很高兴一试，尽管大麻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到一个僻静之处悄悄爽一下。在一个小公园里有太多的母亲和小孩，他们会把我们当成吸毒者；在另一个公园里有太多的年轻人，我们又觉得他们是吸毒者。到处都是窗户和眼睛。最终我们发现了圣马丁运河边的一张椅子。这里显然是嗑药的好地方；旁边的椅子上有一对情侣正在吸大麻。我装满烟斗时，玛丽又说了一遍，她以前试着抽过几次大麻，但大麻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哦好吧，希望这次可以。”我说。虽然我们头一天晚上才认识，但我和她在一起非常放松，或许是因为我对她没有性欲。部分是因为她抽烟，部分是因为我在英国有一个女朋友（当然我不会和她提到这个）。我不知道她对我是不是有性欲。也许没有——很久以前我就对哈维在这方面的意见不以为然了——不过我觉得她对我是好奇的，因为我和任何一个巴黎男人都迥然不同。这是她与一个四十岁的知识分子度过的第一个下午，这位知识分子并没有任何真知灼见可以分享——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对夜店和毒品。我点燃了烟斗，吸了两口，递给她。尽管她烟不离手，对大麻却束手无策。

“吸进去。”我边咳边说，“尽可能地深吸一口。”她试了一下，把烟斗还给我，一边把烟喷了出去。我大大地吸了一口，又把烟斗递给她。一艘驳船正穿过运河上的一个水闸。要想顺利通过这些水闸，需要耗费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运河旅游的乐趣完全被剥夺了。我很高兴我刚嗑过药，坐在这里观看，而不用加入到那个没完没了的痛苦的水闸之旅，但是我宁愿自己没有看到它。我很快就兴奋起来了，这真让我吃惊。

“你感觉到什么了吗？”我说。

“没有。你呢？”

“爽到爆。”我说。

“是什么感觉？”

“很难形容。就是嗑药的感觉。和别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们又向前走了一会儿，不太知道我们身处何处，吸食臭麻后，人会完全失去方向感，甚至会引起心理的恐慌。我能看见每样东西，但我看见一样东西后，马上就看见另一样，也就是说每样东西其实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离开了运河，走在一条车流汹涌的马路上，车子停下，行驶，即使是移动的车也是静止的。阴郁的天空稍稍放晴了一些。我走进一家商店，玛丽等在门口——我们渴极了——我去买了几瓶依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