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在台定居（第2/5页）

时余《朱子新学案》方成稿，有意续写《研朱余沈》一书，自黄东发始，下抵清末，择取十许家，各撰专篇，后以散入《元明清三代之学术思想史论丛》中，遂未勒为一书。为文化学院授课第一部成书者，为《中国史学名著》，乃台大学生戴景贤来旁听，依录音机写出讲辞，再由余改定。第二部为《双溪独语》，乃余自本某年讲辞，逐堂亲撰成篇。其他所讲，未遑整理。

又某年，孔孟学会来邀余特写孔子孟子两传。余以曾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两书，又因此引申推广作为《先秦诸子系年》，最近又成《论语新解》，余对孔孟两家所知尽此，此事似应由他人为之，乃婉却。终以强邀，不获辞，先撰《孔子传》。乃亦时有新得。方知自己学问门径多，撰述范围广，皆待深入。既交稿，正自惭疚，忽遭孔孟学会评议会指摘，逐举稿中各项指令改定。余意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则须作者本人负责。古今来稽考孔孟行事，意见分歧，抉择取舍各有不同。余之此稿，亦复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即如孔子并未新撰《易传》，为余毕生主张，亦依前人陈说，远有来历。此事纵谓未臻定论，亦可自申己见。乃求将原稿退回，蒙准许。惟又念此稿亦经一年辛勤，又自幸有新得，不忍弃置。适某报记者在一集会上，听孔孟学会评议员某公昌言讥疵此书，遂特来访问。余略告以此事之经过，该记者以之披露报端，求印行此稿者乃麇集。余告以此稿印行，不仅余一人之私事，亦牵涉国家宏扬孔道之公务。今已报章宣传，此稿付印，尚不知更将发生任何意外之影响。因指座上某君言，彼最先来索稿，并出版物不多，未受多方注意，当以此稿付之幸诸君见谅。此稿付印，乃具如此曲折。余生平著述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由顾颉刚送清华大学，由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某君指摘体裁不当，令改撰，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印行。又有《国史大纲》一书，经当时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亦指令改撰书中之某篇某章，迭经争持，始获照原稿印行。此书付印曲折，则为余生平著述中之第三次。可知著书不易，出书亦未易也。惟此书屡经坚邀而成，受此遭遇，则更出意外耳。

余撰《朱子新学案》，又曾随手选钞朱子诗爱诵者为一编。及日本承认大陆共党政权，继以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爱诵之诗尚不少，惟以此六家为主。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乐也。倘余有暇，能增写一部《理学诗钞》，宁不快怀。竟此罢手，亦一憾也。又有《朱子文钞》，因拟加注语，迄未付印。

余此下所努力者，为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书，共八册。一《上古》，二《先秦》，三《两汉魏晋南北朝》，四《隋唐五代》，五《两宋》，六七八为《元明清三代》。皆集余一生之散篇论文，有关此方面者。远自一九二四、二五年以后，亦近六十年之长时期矣。有记其篇名，而一时未得搜集者。有汇为他编，不复重列者。然篇幅已不少。每集一编，所收诸篇，皆亲自阅读，小作改订，惟大体则一仍其旧。所费精力亦不少。但至明代一编，以患目疾，排印后已不能亲校。清代一编，则未能逐篇再自阅读，径以付印。尚欲增写朱一新一篇，材料已齐备，亦以目疾中辍。

余之有关学术思想史方面之散篇论文，汇为专集者，尚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灵魂与心》，及《中国学术通义》等书。其有关中国文化部门者，除《文化学大义》外，尚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与世界局势》等，其他不备列。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苟置古书旧籍于不顾，又何能求人爱好旧文学。此非言辩可争。惟余爱读古文辞，爱诵古诗词，则终生不变不倦。只堪自怡悦，不堪赠与人。闲云野草，俯仰可得，又岂待人之持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