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在台定居（第4/5页）

所谓文化，兹事体大。近代西方列强，争艳竞芳，要之皆自一本来，有根柢，有枝叶，有花朵。余既不知其根柢之深藏，亦不能赏其花朵之细致，然接触其历年之剧变，亦可谓稍见其枝叶之粗。余此三十年来，有历次讲演，及抒写有关历史方面之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心。而讨论文化，又时时不免涉及西方，内容无足重，而治学方向则敝帚自珍，每不惜暴露于人前。自病双目，不再亲书册，而心中所往复不能忘者，则惟此。及去新亚讲演，题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此实余三十年向学一总题。所讲或时出前人之外，乃因余常求以我国之固有而对比之西方而生。此种讲述，非有标新炫异之意，亦时代潮流有以使之然耳。

此一讲题，凡分六讲，每周两次，为时三周。因防余劳累，使多休息，学校随堂录音，又使人写出，连录音带一并寄台北。美琦为余再开录音机，余随处加以改定，再由美琦笔录成书。然余自去港前，已稍能执笔作字。惟写下一字，即不认识上一字，须由美琦誊正，读余听，再加改定。大率数年来文字须如此得成。余在港时，某生为余购来大陆唱平剧及吹弹古琴箫笛等许多录音带，余得暇屡听之，心有所感，返台北，及此讲演稿成书，遂续写《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先写在港听各录音带所存想，依次续写，又得约二十篇，亦俨可成书矣。

余枯坐无聊，偶有所思，率常执笔，随意所至，随写随息。一上午可得四五百字，上下午可得八百一千字，连续四五天成一篇。人事羼人，或体况不支，隔以时日，忘其前写，即不能翻阅成稿，不知从何下语，勉强成篇，亦不知何处重复，何处缺漏。须待美琦钞后再读，余始得增损改定。迂拙固不计，消遣时日，亦惟此一途矣。

余又草《师友杂忆》一书，乃继《八十忆双亲》一文之后，在去香港新亚讲演前，已成其两篇，乃记余肄业小学中学时事。第三篇从民初在三兼小学教读开始。自念于学问写作凡有所得，亦悉赖师友相辅。孤陋独学，岂有今日。亦有途径相异，意见相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亦皆师友之沾溉。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读余此书者，亦可凭余所忆而认识此时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谦抑，知我罪我，归之读者。

七

一九八○年夏，余八十六岁，夫妇重赴港，获与大陆三子一女相见。自余于一九四九年春，只身南来广州，至是已整整三十二年。初别时，彼等皆未成年。尤其是幼女，生于一九四○年，余离家去四川成都，未及见其生。抗战胜利归，又曾去云南昆明，获亲肘膝间，初无多时，余来广州，彼尚未足九岁，未尽养育之恩，最所关心。及是相见，则亦年过四十矣。惟在港相聚，前后仅七日，即匆匆别去。尚有一长女，未能同行。翌年，余八十七，余夫妇再去港，长女偕长侄伟长同来港，晤聚半月。五子女乃得于两年内分别见面。而彼等之婚嫁，则均在与余别后。三媳两婿，及五家各得子女两人，共十五人，则均尚未获一见。又长侄伟长媳，及其一子，抗战时同在成都，今亦未获晤面。其他尚有六弟妇，及其子。又伟长一妹，亦未晤面。其他死亡已成隔世，则无论矣。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继今余年无多，不知何年再得与其他未相见者一面。纵谓天命严酷，不当并此而不加蕲求。何年何月，此日之来，则为余此下惟一之期望矣。古人云，老而不死是谓贼。余既老，于世无可贡献，但尚愿为贼偷生，以待此一日之来临。

八

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借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至于义理之深潜，经济之宏艰，自惭愚陋，亦知重视，而未敢妄以自任也。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治史或考其年，或考其地。最先考《楚辞》地名，尚在余为《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前。及《诸子系年》成书，又续作考地功夫，初成《周初地理考》一篇，时在一九三○年，距今已五十二年。此下续有撰述。其最后一部书，则为《<史记>地名考》，完成于一九四○年。以下对此功夫遂未继续用力。一九八一年，余八十七岁，遂将《<史记>地名考》以前各文汇编为《古史地理论丛》一书付印。有关各文，尚续有材料增加，写列书眉。而余双目已盲，不克亲自校订，乃嘱及门何泽恒代为校阅。今年春，许倬云自美返台，面告余，彼曾集大陆此数十年来新出土诸铭文详为考订，乃知余论周初地理可相证明。余闻之大喜。窃意此文乃余五十年前创见。五十年来，未有人加以驳议，亦未有人加以阐发，几如废纸，置于不论不问之列。今乃得许君为之成其定论，此亦余晚年及身亲闻一大喜事也。余之其他撰著，倘他年续有得臻定案者，则岂余一人之幸而已哉。余念之，余常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