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在台定居（第3/5页）

余之居外双溪，又曾两度去日本，两度去韩国。初次韩国之行，即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归来披阅。卷帙之伙，亦甚感辛勤。籀四家立言大义，写《朱学流衍韩国考》一文，补充《研朱余沈》之篇幅。后亦纳入余《学术思想史论丛》中。余以一中国人，初涉及韩国书，每嫌知识不广，许多处皆仅能置而不论。因念此四家皆以研究朱子为宗旨，余之所感尚如是，则以一中国人窥钻外国学问，其难可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其事易。果求沉醉其中，若醒来故我依然，则中国酒洋酒又何择矣。

四

余自正式获辞新亚职，绝未去过农圃道。惟于一九六七年新亚学生曾来请余为五四运动作一讲演。不获辞，亦仅此一次。及一九六九年，为新亚二十周年纪念，新任院长沈亦珍来请余自台赴港参加。得晤唐星海，继董之英任新亚董事长，对新亚赞助有力。其父曾邀唐蔚芝来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并赠一住宅。星海则留学美国。余在香港，与彼交往亦甚稔。余辞新亚职，曾拟从事两工作，一为撰写《朱子新学案》。又一则为编一国文自修读本，供国人有志读中国文言古籍者开一门径。并可供西方人有志治汉学者得径从读中国文言古籍入手。星海闻之，特来语余，极为赞成余之第二计划。嘱写一编辑大纲，彼常赴美国，当为余募款，俾组一编纂机构，以成其事。余之编纂大纲已写成，念《朱子新学案》非余亲手草成不可，至国文自修读本，授意他人，亦可为之。遂将第二计划暂置。及是相晤，彼告余，凡为新亚策划，盼余尽力助之。余谓，君助新亚，即不啻助余。余可尽力，亦复何惜。又晤沈燕谋，彼实已在病中，方读余《史记地名考》，长谈不倦。及余自港返，唐沈两人忽先后逝世，近在旬日间。而余不克亲赴其丧，亦人生一大憾事也。

一九七○年，余任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赴港。时新亚由梅贻宝任院长，又邀余去作讲演。旧任新亚校长室秘书苏明璇，未到新亚前，为新亚出力甚大。余在美提议请其来任此职。后与余同离新亚。余每赴港，明璇必约在半岛酒店见面，谈及往事，相与怆然。不久亦病逝，余亦不在港。每念新亚旧友，岂胜惋怅。

五

转瞬余已届八十之龄，美琦偕余在余八十生辰前南游。先住梨山宾馆，又转武陵农场，再转天祥，最后经花莲，先后住四处，历八日。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长者，已近望七之龄。余三子两女，最幼者亦逾四十。然三十年来，如居异世，音讯难通。凡余《八十忆双亲》文中语，三十年前在大陆，亦无暇与彼辈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辈而已。然彼辈何日能睹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响如何，今亦无可悬揣。然则余之一生，忆往则无人可语，思后则无事可准，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对此文中一切人与地，无一面一履之缘。乱世人生，生命则限于个人，生活则限于夫妇，余非当前一实例乎。而凡余文中所忆，则多在余个人及余夫妇之外者。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忘其言，而仍若欲有言，并不能已于言，陶公之诗，真使余低徊不能已。

八十三岁冬，余胃病剧作，几不治。八十四岁春，始起床，而两眼已不识人，不见字。西医眼科，群言无策，求不急盲即佳。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在余病前来告，彼拟为新亚创一学术讲座，以余名冠之，拟每年邀请对中国文化有研究之中西著名学人一位，来新亚作讲演。邀余任其讲座之第一次讲演人，并谓经费已募有端倪。其意既诚，余不能却，已允之。而胃病眼病迭作，但竟能于是年双十节前赴港，亦余始料所不及也。时余年八十四。翌年，余八十五，新亚创校三十周年纪念，余夫妇又去香港，得遇耶鲁前历史系卢定教授，亦自美同来赴会。彼乃首先主张雅礼协助新亚者。两人回念前尘，相与感慨不已。

六

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如称先秦以上为封建社会，而读《诗经》《左传》诸书，其社会情况岂能与欧洲中古时期相提并论。至农奴社会等名辞，寻之古籍，更无其证。又如谓中国自秦以下尽属帝王专制，而余读四史及《通鉴》，历朝帝王尽有嘉言懿行，又岂专制二字所能概括。进而读《通典》《通考》，见各项传统制度更多超于国人诟病之上者。又如文学新旧之争，余自幼即好诵唐宋古文及《十八家诗钞》，推而上之，至于《文选》《诗》《骚》。窃谓专以文言白话分别新旧，不论内容，亦可无辨。所谓旧文学，又岂封建贵族官僚诸辞所能诬蔑。厚诬古人，武断已甚。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净，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及抗日军兴，避至昆明，时欧洲第二次大战继起，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国之纳粹，对国人向所崇奉之英法民主政治多肆抨击，乃知即在近代西方，尚多壁垒相峙。而其时如西南联大师生，亦已有尊美尊苏之对抗。而于重庆中央政府外，更有趋向延安，自树敌体者。国内纷呶，已有与国外混一难辨之势。而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在成都开始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之试探，及五○年来台北，乃有《文化学大义》一演讲，是为余晚年学问蕲求转向一因缘。亦自国内之社会潮流有以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