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离别（第9/13页）

马克开车送我回城，帮我打包搬家。我深刻地感觉到头晕眼花，就像飞机即将远赴异国他乡，轮子离开机场跑道之前的感觉。我们对我的东西进行分类，一大堆是马克认为我以后的新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一小堆是我要带走的东西。我不想把我心爱的床留下，这是我当初花了大笔银子买下的。马克安慰我说：“别担心，我会给你打一张新床，一定会比这张床漂亮得多，也特别得多，因为那是纯手工打造的。”于是我们把床拖到楼下珍妮特那里，帮她扔掉了原来那张带有狗味的床，然后把我的钥匙扔到了公寓里，关上门，向原来的一切说再见。

我们搬到了距哈德孙河上游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纽帕兹（New Paltz）。马克就在那里长大，他的父母和妹妹仍然住在那儿。我们从他的父母那里租了半间房子，他的祖母就是在这间房子里生活的，直到去世。房子坐落在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的拐弯处，房子后面有一个老谷仓，里面装满了家庭物品：马克的祖父设计的曼哈顿摩天大厦的蓝图，成箱的文件，还有沉重的家具。一片树林高耸在谷仓后面，树林后面是沙瓦岗克山脊（Shawangunk Ridge），山上有个布满突起的鼻状岩石，被称为波提岩（Bonticou Crag）。我们搬进去几天以后，马克带着我攀登房子后面的峭壁。那是寒冬一月，岩石结冰，我的狗妮可平时习惯了走人行道，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我们到达了山顶，马克紧张得几乎不会说话了，他正式向我求婚。我看到一只鹰在寒冷澄净的天空中盘旋，风猛烈地吹着，景色壮观，令人惊叹。我答应了他的求婚。当我给家人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时候，我的父母称之为“草率的决定”，并难以掩盖对此事的震惊。我的哥哥竟然问道：“跟谁结婚？”我的嫂子指出，订婚到结婚的时间长一些是件好事，能够让一对情侣对彼此进行真正的考验。我的姐姐凯利则直言不讳，说如果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就去做吧，反正离婚总是可以的。

我们把纽帕兹的房子当作一个中转站、一个大本营，能让我们从容地寻找一个地方，实现马克为我描述的构想——土地、农田、果园。在我起飞前的眩晕中，我曾经以为这次中转会非常短暂。但事实证明我们寻找的时机非常糟糕。纽帕兹当时正在接纳“9·11”事件后从纽约而来的移民大潮，房市日渐繁荣，地价突飞猛涨。我们看的农场一英亩地要价两万五千美元，而农场的土地却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看起来这次中转要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是马克自大学毕业以来第一次生活中没有农场，也没有持续的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比没有羊群可赶的边境柯利牧羊犬更为紧张。他强迫性的那一面毫无束缚地蓬勃发展。他想要过没有电的生活。但是因为这是他父母的房子，他不能随意扯开电线，所以他决定我们干脆就不用它好了。他买了十几根蜡烛，如果我习惯性地打开了电灯开关，他就会大为光火。他用装满泥煤苔的水桶做了一个堆肥马桶、一个马桶座和一个板条箱，安装在客厅中央。在我的严正抗议下，他才勉为其难安上了帘子。他花大把的时间学习纺羊毛，最终能够纺出精细的毛线。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一台户外用木柴生火的炉灶，马克接手后，每个星期都烘焙出四十条紧实的面包，然后像扔砖头一样扔在每个邻居的门口。他骑自行车往返新泽西。

我们订婚一个月的时候，我邀请我的父母过来，跟马克的父母见见面。我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一个空军老兵，退休以后他的政治倾向越走越远，偏向右派。他不相信全球变暖，认为这不过是环保主义者的阴谋或者联合国的诡计，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在自由派媒体的支持下才能长期大行其道。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小十几岁，跟马克这些人是同一辈的，但是她嫁给我父亲后，从猫王和喇叭裙直接过渡到马丁尼和轻音乐，完全跳过了披头士(8)。如果你抓到她没有铺床，没有擦家具，或者地板上有吸尘器刚刚吸完地的痕迹，她会视为自己的耻辱。你从来看不到她在公共场合不化妆或者不做头发的时候。

如果我的父母是马克父母所说的“中产阶级”，那么马克的父母则被我的父母称为“怪人”。他们为了卡茨基尔（Catskills）的一片页岩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离开了纽约，开始学会耕种自己的食物。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改装过的谷仓里，直到马克出生，也没有室内卫生间。马克的父亲接受的是工程师教育，但他成了一个木工、一个社区活动家，后来成为农夫。马克的母亲是自然主义者。打开她的冷冻箱，你会找到一只死掉的土拨鼠或者某只脑袋撞在窗户上的倒霉的鸟，都等待着一场消遣性质的解剖。在一场聚会中，我曾经看到她拿出吉他，开始一轮圣歌《康巴亚》的演奏，但一点儿都不觉得带有讽刺意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