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我的家庭“社会体系”总共是三大板块，姑父一块，父亲一块，母亲这一块，我一直以为是依附于父亲这个“板块”的。我长期跟随母亲“过日子”，见到的是父母亲相亲相爱、互相礼敬、谦让，不但没见过他们二老反目，斗口，一般家庭常见的摔摔打打、板脸子、说难听话等等，我们兄妹四人谁也没有见过。母亲曾告诉过我，三姨和舅舅都是他（父亲）帮助出来参加革命的，如果守在“王家庄”，“不得了”。

“不得了”，用文一点的形容词就是“不堪设想”之类吧。母亲娘家是中农，怎么会有这种设想？我有点思量不来。但是关于外祖父家的情况，母亲终生对我们守口如瓶。由于母亲参加革命较父亲为迟，地位一直比父亲低，母亲的弟妹也是父亲携带“出来”的。这一见识似乎成了定论，母亲的家族有相对独立性，但总的是依赖父亲的。

然而我信守这样的格言，“沉默就是有话可说”——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终日见到一些人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你去探讨吧，他一准是个“糠萝卜”，内里一点水分没有。

一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向舅舅三姨了解真情，我心中的疑惑有所解冻。母亲家的“社情”，较之父亲还要激烈复杂而且尖锐——我没看见她打仗，但我见过她枪毙犯人，犯人一枪毙命，母亲泰然自若。她的性格刚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骑马打枪，敢于单枪匹马地干。除了她天性使然，与她的家族史也隐然有关。她竟是一位正牌子的烈士子弟！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大哥亦是烈士。她的二姨夫亦是烈士。复杂性在于二哥当过伪村长。家庭错划中农。她自动出去革命后，又在建国前收拢尚有条件参加革命的弟弟和妹妹。“板块”的情态就是这样形成的。

外祖父是地下党。听父亲说过一句，但他再也没有多说一句。1963年三姨到南阳来探母亲的病，我隔墙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议论“死得惨”，其余的又不甚了了。因此我在填档案表格时，从来没有写入。通过舅舅了解，这才知道，舅姨他们也是在“文革”中才明确了这一点——这件事倒应该谢谢造反派。

起因是这样，三姨在天津工作，“文革”中“站错了队”，对立派到村中调查她的历史，将二舅舅马富科当过伪村长的事原封转到正在广西部队工作的舅舅单位，那意味再恶不过：要请“解放军”也来“清理”舅舅。

舅舅在部队是进步很快的，他是1947年的资格，授衔初是上尉，继而大尉，继而少校，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接到这封密告信，部队党委立刻采取了措施：一、让舅舅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代问题；二、派人到山西老家调查落实情况。

最终的结果是：一、舅舅没有去学习班，他的一个老领导保了他；二、调查回来的结果，我的外祖父马润渊，抗战时期即参加工作，在昔阳城开一家银匠铺为掩护，是八路军的情报联络站。后被翟姓伪村长告密，1940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农会主席张登宝，还有一位农会会员宋老先生（医生），被宪兵队毒打致死，尸体扔在昔河河滩。（宋先生苏醒逃回）。八路军曾采取报复行动，枪毙了告密的村长。解放后，村里曾为此事公祭追悼，立碑述记，立在王家庄戏台旁边。大舅舅马富兰，亦是1938年参加革命，昔东游击队的情报员，以伪棒棒队团长为掩护。外祖父的事出来，身份暴露，他被宪兵队抓去打得奄奄一息，回来不久即故去。我还有个二舅舅，叫马富科。他以捣腾粮食贩牛为生，在外跑跑生意，也在家种种地。1944年即将解放，村长没人敢干，他因见多识广，村民用黄豆投票选中了他。这个时候谁都知道，八路要胜利，不敢接这差使，他逃跑出去几个月，回来还是他干。1947年土改，他作为“反动富农”被拉出去斗争打死。

结果就是这样，舅舅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成分问题。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来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她不是轻轻松松一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的砖雕大门的。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来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来野性的反叛意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母亲，她爱父亲，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从来也没有看自己是“凌××爱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亲——有点什么——战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