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22/31页）

以及生活较为稳定的当年的男知青，他们是为儿女而买。

他们大抵会对儿女们这么说：“给，认真读读！读了，你就会了解爸爸混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你就知足吧你！”自己，却很可能并不看……

五、知青与改革开放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量。甚至，是推动力量。起码，可以这样说——他们中返城后获得了公开发表言论的条件和机会，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几乎无不主动地、积极地、热忱地、不顾个人得失地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大声疾呼过。

这乃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对中国的“昨天”有所反思。那反思由于自己当年不幸成为后来备受谴责的角色而比普遍的中国人痛切。也由于“上山下乡”的经历而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真况极为了解。在从城市到他们落户的农村、边疆这一巨大半径上，他们曾多次往返。所见疾苦种种，所闻民怨多多，非一般中国人能相比。何况，他们还曾亲身与当地人民在那深重的贫穷落后中长期生存过。中国要变，中国不能不变这一强烈的思想，早就形成于他们头脑中了。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政治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倒溯起来，不少知青是“四人帮”政治专治时代的早期思想反叛者。“林彪事件”后，对中国前途的大怀疑在知青中广为弥漫。我参加过的一次“兵团创作学习班”，当年便因传播“反动政治谣言”而遭遣散。我自己当年由团宣传股被“下放”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直接的内控不宣的罪名，乃是因为在一次学习会上，公然提出质疑——“毛主席既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为什么还树他为副统帅和接班人？不是拿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儿戏吗？”

后来震撼全国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的许多“反诗”，作者大都是知青。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知青，多数并非所谓“走资派”儿女，亦非因父母受迫害而参与，更不是因自己成了知青而泄私愤。恰恰相反，前两类知青当年几乎没胆量“乱说乱动”。比较敢于“舍得一身剐”的反而是某些普通劳动者家庭的知青子弟。他们当年如果投靠“四人帮”，卖身求荣改变命运绝非难事。“四人帮”当年也大量需要和招募那样的青年。但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共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与自己，与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家庭诸利益完全无关的“政治道义冲动”。

他们是为国家命运而参与政治的，也是为别人的命运、别人父母的功过、别人家庭的不幸而参与政治的。与那些别人相比，他们原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无热情。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这些平民阶层的知青子弟们身上，当年相当突出地弘扬着一种朴素的、平民的政治道义感。

返城后，他们中不少人，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为邓小平的复出，自觉自愿地充当民间政治义士的角色。他们当年人微言轻，但他们的呼声响亮而激烈。

他们中有人如今成了“家”，成了官员，但他们的各种声音，总体还是纳入了支持和拥护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语言体系中的。

大多数返城后成了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知青，“改革”初年也在各行各业中唯“改革”之大政方针是从，任劳任怨，相当富有自我牺牲之精神。他们似有足够分量的砝码，在时代天平上起着不容忽视的稳定作用。

近年，他们中许多人的利益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着；许多人“下岗”待业乃至彻底没了工作。

他们心中有苦，嘴上有怨，但大多数默默接受时代牺牲者的命运，几乎无人鼓吹骚乱。

报载——某企业将裁员，一日厂里贴出了一份“号召书”，上写：“曾当过知青的工友们，让我们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集体‘下岗’吧！既然必得有人‘下岗’，我们不‘下岗’还能企盼着谁们‘下岗’？”

于是几十名曾当过知青的工人，纷纷噙泪在“号召书”上签了名。

使人不禁想到那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使人不禁为之肃然、怆然、心愀愀然。

前一类成了当代思想“精英”或准“精英”的知青，面对自己同类们的如此命运，以思想观点分为以下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