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20/31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中国一切古今中外的非“马恩列斯毛”类的书，几乎全都下架了。每座城市的重要图书馆，也都保护性地封门上锁了。一封一锁，便是十年。于是全中国人的读书习惯，都被硬性地改造掉了。

我不晓得我初中母校当年那二三十名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同学，如今是否仍是文学书籍的读者。须知我的初中母校当年在哈市非是一所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学生少得可怜的学校。比起有高中的中学会少些，比起无高中的中学只多不少。因为我的初中当年成立过“故事员同学会”，曾向全市推广过如何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书籍的经验。

姑且以千分之二三十推而广之地概算，在当年三千余万知青中，也不过就有二三十万人与文学发生过初级接触，十年的知青岁月，是除了“毛选”无书可读的岁月。那二三十万知青中，后来十之七八也渐渐丧失掉了读书习惯。就好比迁往南方生活的北方人，渐渐改变了冬天戴棉帽子的习惯。

二三十万的十之七八是多少，不言自明。

正是她们，后来成了全国知青文学的第一批知青读者。之所以用“她们”而非“他们”，乃因这些返城知青中女性居多。她们再后来又分为两类女性：有的因对知青文学的敏感关注而成为广义的文学书籍的读者。她们从知青文学中获得的，不仅是知青经历的寻寻觅觅而已，也同时是少女时期与文学恋情的重续。这又是由她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而奠定的。有的则并没与文学发生过初级接触。她们捧读知青文学主要是因为，甚至仅仅因为她们曾是知青。“知青文学”四字对于她们而言，重在知青，不在文学。她们将知青文学当成与自己发生密切关系的文字式“老照片”。并且，往往想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便是自己或接近于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甚至，往往认为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比知青文学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更值得同情，更忧伤凄婉，更动人感人。确实，她们中大多数人在知青岁月中有相当坎坷甚至极为坎坷的遭遇。她们往往视某些知青文学为自己间接的命运自白书。她们几乎只关注知青文学，对别种文学书籍缺乏兴趣。与自己的命运发生间接自白效果的知青文学，她们认为好，否则觉得不好。她们至今差不多仍这样。知青文学中的某类，是连接她们与文学的一条极细极细的红丝线。但她们觉得不细，而是一条汩汩通过血液的血管、一条动脉。

她们在不再是少女的年龄，与文学发生着初级接触。而且，主要是由于“知青”二字。而且，几乎甘愿地滞停于初级阶段。

这种关系当然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既令人感动又令人揪心。

但她们为数有限，毕竟构不成一个各界人士想象中的庞大的知青文学读者群。若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是由她们构成的，则显然是她们和知青文学的双向的憾事。

知青中的“老”高中们，当年是很有人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学名著的。返城后他们与文学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受家庭和生活所累，虽并无什么孜孜以求的事业主宰着人生精力，却也不再接触文学了（包括知青文学）；第二类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活跃于仕途，或埋头于理工科专业，也惜时如金，不读“闲书”；第三类或者也考上了大学，又恰恰属文科专业，便仍与文学发生瓜葛。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因曾是知青而偏爱“知青文学”。相反，他们往往比较轻慢知青文学，往往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们越评论家起来，学者化起来，资深记者起来，对“知青文学”似乎越瞧不上眼，所评所析所议，往往比不是知青的同行更尖酸刻薄。他们认为自己是权威发言人，权威批评者，认为自己怎么说都有理。别人也不免地这么认为。他们通过对知青文学的终审垫高自己的地位。

当然，还有第五类人，他们可能并没进入大学，一直在寻常的单位里从事着寻常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文学发生第二次接触。这是较高阶段的接触，视野远比他们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接触宽阔，评判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语。他们既不拒绝知青文学，也不只读知青文学。

如果有谁统计一下便会确信，在“老高中”们中，又与文学发生第二次接触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发生了的，大抵在第三类人和第四类人中。然而，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是知青文学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而应该确切地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较高层次的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

那么，构成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成分的，其实非是返城知青，又究竟是哪些人呢？

说来或许有人不相信——其实，主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初高中生、大学低年级生、各行各业中的青年，以及比以上三者加起来的数量少得多的一小部分知青。而且，仍以女性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