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47/55页）

“啊。”她突然感到翻江倒海的紧张，但很快平静下来。树叶伴着沙土、灰尘和死人的灰烬一起飘落下来。突然间她置身于一片山毛榉树叶之下。树叶散发着蘑菇和篝火的气味，还有一丝甜滋滋的气味。那是格洛弗太太烤的姜饼的气味。比地沟和煤气味好闻多了。

“来，姑娘，”指挥官说，“加把劲，苏西，千万别睡过去。”他的手在她的手上握紧了，但厄苏拉正看着别处，阳光下，一只晶莹的东西正在转圈。是一只家兔吗？不对，是野兔。一只银色的小野兔，正在她的眼前慢悠悠地转着圈。多叫人沉醉啊。这是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画面。

她从屋顶飞身进入黑夜。她在玉米田里被阳光曝晒着。在田间小径上摘野莓。与泰迪玩捉迷藏。多好玩的小家伙，有人这样说她。说话的人自然不是指挥官咯？接着雪下起来了。夜空不再高悬。夜空像温暖的海洋，向她聚拢过来。

她向昏迷飘移过去。她想对指挥官说一句话。谢谢你。但说不说并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了。黑暗降临了。

美好的明天

1939年9月2日

“别生气，帕米，”哈罗德说，“家里怎么这么静？你把孩子们怎么了？”

“卖了。”帕米拉打起精神，开玩笑道，“买二送一。”

“你今晚应该住下，厄苏拉，”哈罗德好心劝道，“明天那种日子，不该独自一人待着。你就当这是医生的命令吧。”

“谢谢，”厄苏拉说，“但我有安排了。”

那天早些时候，她在肯辛顿高街做战前最后一次疯狂购物时买下一条黄色绉纱茶裙。她将它穿起来。茶裙上规律地印着飞燕图案。她喜欢，觉得穿起来很漂亮，或者说觉得梳妆镜内照出的各部分很漂亮。为了照到下半身，她必须站在床上。

透过阿盖尔路淡薄的墙壁，厄苏拉听见阿波亚德太太正用英语与一个来去毫无明确规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男人争吵——也许他正是神秘的阿波亚德先生。厄苏拉只在楼梯上与真人打过一次照面，当时他情绪欠佳，瞪她一眼就继续走了，也没有打招呼。他身量高大，面庞红润，有一点让人联想到猪。厄苏拉想象他站在肉铺柜台后面或者大力拖动酿啤酒的麻袋，觉得都很合适，但据两个内斯比特小姐说，他其实是干保险的。

与之一比，阿波亚德太太显得又黄又瘦，每当她丈夫出门，厄苏拉就听见她拿一种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唱忧伤的歌。听起来是某种东欧话。卡夫先生教的世界语此时该派多大用场啊。（当然得在人人都说它的基础上。）尤其那段日子，伦敦突然拥入许多难民。（“她是捷克人，”内斯比特小姐们终于告知，“以前我们可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在哪儿。真希望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厄苏拉猜想，阿波亚德太太一定也是个想在英国绅士怀中安然度日的难民，没想到却找到了暴脾气的阿波亚德先生。厄苏拉决定，一旦听见阿波亚德先生打起他的太太来，她就去敲门制止，虽然还不清楚具体的制止办法。

随着隔壁的争执到达顶峰，阿波亚德家的门被重重摔上，争吵声静了下来。可以听见进出动静极大的阿波亚德先生，咚咚咚咚跺着楼梯下去了，边走边甩出一通脏话，关于女人和外国人。被迫偃旗息鼓的阿波亚德太太恰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

一种不满的酸楚，连同水煮卷心菜令人作呕的气味，从墙壁那边渗透过来，叫人消沉、难耐。厄苏拉希望她隔壁的流亡者充满灵性和情怀——为追求文化生活而来，不愿她是被虐待的保险职员的妻子。虽然这种荒唐的希望对隔壁的女人不大公平。

她从床上下来，在镜前微微旋转，觉得茶裙的确很合身。她快三十岁了，但还保持着年轻人的身材。何时才能发展出希尔维护士长般饱满的腰腹呢？有孩子的可能性如今看来越来越渺茫。她抱过帕米拉的孩子——抱过泰迪和吉米，她记得那种怜爱与惶恐并存的感觉，那种誓死保卫的本能愿望。假若是自己的孩子，这感觉会强烈几分？也许会强烈得难以承受。

在约翰·刘易斯百货喝茶时，希尔维曾问她：“你从来没有很想抱窝的感觉？”

“你是说像母鸡那样？”

“‘职业女性’。”希尔维的语气仿佛职业和女性二字不该出现在同一场合。“老姑娘。”她又深思熟虑地加上一句。母亲如此费心地刺激她，厄苏拉感到莫名其妙。“你大概是不会结婚了。”希尔维总结道，似乎说厄苏拉的生命等于就此结束了。

“‘不结婚的女儿’真有那么糟糕？”厄苏拉恣意享受了一番这个诱人的可能性，说，“简·奥斯丁就认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