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16/52页）

伺候午饭的是一组军队调来伯格霍夫服役的士兵。伯格奇妙地融合了阿尔卑斯度假民居的惬意和军训营地的紧张。这里简直是个镇，有学校、邮局、剧院、亲卫队大本营、打靶场、保龄球道、国防军医院，以及其他的一应设施，除了教堂简直什么都有。还走动着许多年轻英俊、更适合伊娃交往的国防军军官。

午饭后，一行人走上慕思兰纳山山头上的茶室，伊娃的两只上蹿下跳、呜呜嘤嘤的小狗也跟着。（哪怕只有一只从悬崖或是瞭望台上摔下去也好啊。）厄苏拉一上路就有些许头疼，于是满怀感激地跌进一张绿花亚麻软包扶手椅中，虽然觉得椅子很丑。厨房将茶——自然还有蛋糕——送了出来。厄苏拉用茶水送服了几粒可待因，说：“我想弗里妲已经好得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厄苏拉一有机会就早早上了床，躺进与弗里妲共用的客房床上的雪白床单上。她太累了，反而睡不着，凌晨两点还醒着，就干脆打开了床头灯——弗里妲像所有孩子那样睡得很沉，只有病痛能打扰她的睡眠——拿出纸笔写信给帕米拉。

当然她没有将信寄出去过。因为不完全放心它们不被偷看。你无法确知，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对别人来说不知更要麻烦多少）。她希望眼下不是三伏天，客房里的白瓷炉就会点起火来，她也就能为保险起见把信件烧掉。最保险的办法自然是干脆不写。如今已经不许畅所欲言了。但是真相到死都仍是真相。这句话是哪儿来的？仿佛是《一报还一报》165。但也可能真相到死才终于苏醒。而到了那时，清算将是严厉的。

她想回家。想回到狐狸角。她本来五月要回去，怎奈弗里妲病了。她计划得很周全，行李都装箱了，箱子就放在床底它们原先空置的位置，这样于尔根没有理由开箱检查。她买好了火车票，也买好了渡船票，谁也没告诉，甚至连克拉拉都蒙在鼓里。她没有将弗里妲和自己的护照——幸而弗里妲1935年去英国时的入境允许还有效——从保存重要文件的豪猪刺工艺盒166里拿走。她每天都确认一遍护照是否都在。然而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她打开盒子，发现护照不见了。她想肯定是自己粗心，于是在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保险合同、保修证书、于尔根的遗嘱（律师毕竟是律师）中一通翻查，箱中什么文件都有，就是没有她要找的那两本。她在逐渐加剧的焦虑中，将箱中所有文件倒在地毯上，一份一份、一遍又一遍地清查。只看到于尔根的护照，却没有她们的。绝望中她搜查了家里每一个抽屉，打开了每一个鞋盒、橱柜，掀起了每一块靠枕、床垫，还是没找到。

他们像往常那样吃了晚饭。她几乎食不下咽。“你生病了吗？”于尔根关切地问。

“没有。”她说。她的声音尖细，仿佛要哭。她能怎么说呢？他知道了，他当然是知道了。

“我想我们该度个假。”他说，“去舒尔特岛。”

“舒尔特岛？”

“对。去舒尔特岛不用护照。”他说。他是否微微一笑？是否露出了笑意？接着，弗里妲病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要来了167！”翌日早餐时，伊娃兴奋地说。元首即将到来。

“什么时候？现在？”

“不，今天下午。”

“真可惜，我们都走了。”她说，感谢上帝我们要走了，她心想，“请一定传达谢意，好吗？”

一辆布拉特霍夫宾馆168派出的黑色奔驰车将她们送下了山。开车的是送她们上伯格霍夫的同一个司机。

翌日，德国入侵波兰。

1945年4月

他们像耗子一样，已经在地窖里住了几个月。英国人值白班，美国人值夜班，轮流轰炸，什么也做不了。萨维尼广场公寓楼下的地窖阴湿脏臭，照明靠煤油灯，大小便靠铅桶。然而地窖比市中心的防空洞又要强多了。她曾在一次白天的空袭中与弗里妲一起被困在动物园附近的巨型防空塔——好几千人挤在里面，靠一支蜡烛判断氧气充足与否（仿佛他们是一群金丝雀），有人告诉她，如果蜡烛熄灭了，所有人就都得到外头去，即便顶着狂轰滥炸。她们被挤得贴在墙上，不远处，一对男女正在相拥（这是礼貌的说法，实际远不止于此），疏散时，又不得不从一个被挤死的老人身上跨过去。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的是防空塔不仅仅防御，还是地对空反击的炮垒。整个空袭期间，屋顶上的数架迫击炮不断轰射，后坐力震得整个防空塔不停颤抖。厄苏拉想自己再也遇不到比这更险恶的经历了。

一颗巨型炸弹在动物园附近爆炸，防空塔摇起来。她感到了气压的浪潮，吸拽、推压着她的身体，担心弗里妲的肺要炸了。气浪终于过去后，几个人开始吐，虽然可以呕吐的地方一个也没有，只好吐在自己脚上，或更不堪地，吐在别人脚上。厄苏拉立即对自己发誓再也不进防空塔。宁可死在外面街上，与弗里妲一起，还要更痛快。最近她常常想到这件事：将弗里妲卷在怀里，痛快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