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17/52页）

也许在天上投弹的人里就有泰迪。她希望是他，因为那代表他还活着。1943年11月英国展开对德轰炸以前，曾经有一天，家里响起过敲门声——当时房子和门都还在。厄苏拉打开门，发现门前站着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瘦削少年。他看起来很绝望，厄苏拉心想他也许犯了事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但他只将一个信封塞到她手里，她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跑了。

信封油腻肮脏。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地址。那是帕米拉的字迹。她一见就哭了。几张薄薄的蓝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家里发生的事，日期是几周前——吉米参军了，希尔维在家乡后方作着正义之战。（“用的是新型武器——小鸡崽！”）帕米拉住在狐狸角，一切安好，她说，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泰迪加入了皇家空军，带领一支中队，因出色完成飞行任务获过一枚十字勋章。这是一封美好的长信，信末一页，几乎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她写“我故意把坏消息留在最后说”，休“于1940年秋，因心脏病，几无痛苦地”去世了。厄苏拉后悔自己收到这封信。她希望自己以为休还活着，以为吉米和泰迪并入了不上前线的闲职，正躲在某个煤矿或民防结构里等待战争最终过去。

“我常想你。”帕米拉说。她不针锋相对，不说“我早就告诉过你”，没有怪她“为什么你有机会的时候不回来”。她努力过，但是努力得晚了。德国向波兰宣战翌日，她遵照战争将至的一般做法，进城储备了电池、电筒和蜡烛。她买了罐头食品、隔光材料，去韦尔特海姆百货给弗里妲买了几身大一两号的衣服，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虽然看到许多大衣、皮靴、丝袜和体面的长外套，她自己却什么也没买，对此她现在很是悔不当初。

她在BBC听到张伯伦讲话，听到他郑重地说“眼下，我们与德国之间有一场战争”。听完长达好几个小时后，她竟毫无感觉。她想给帕米拉打个电话，但线路不通。接近傍晚时（于尔根一整天都在部里上班）她突然明白了，白雪公主醒悟过来了。她必须走，有没有护照她都必须回到英格兰去。她匆匆打了一件行李，拽着弗里妲上了一辆电车，去火车站。只要上了火车，一切就都好办了。可是没有火车，一个车站工作人员对她说。已经封锁边境了。“我们在打仗，您不知道吗？”他说。

她拽着可怜的弗里妲，跑向威廉大街的英使馆。她们是德国公民，但她相信使馆工作人员会怜悯她的。他们当然有办法，不管怎么说，她仍然是个英国女人。当时天已渐黑，使馆大门紧闭，楼内灯火全都熄灭着。“他们走了。”一个路人告诉她，“你没赶上。”

“走了？”

“回英国了。”

她用手捂住嘴，堵住内心深处涌上的号哭。她怎么这样傻？怎么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呢？真是个“等一切麻烦都过去方始起了担忧的傻子”。这又是伊丽莎白一世说的话了。

收到帕米拉的信后，她断断续续哭了两天。于尔根很同情，带了些上好的咖啡回来给她，她没有问他来源。一杯好咖啡（虽然它的出现仿佛神迹）却无法缓解一点她为休、为弗里妲以及为自己、为所有人所感到的悲痛。于尔根死于1944年的一次美军空袭。厄苏拉听到消息竟松了口气，在弗里妲的难过面前，她感到了内疚。弗里妲爱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也爱她。这是他们不幸婚姻中唯一留存的一小块幸福。

弗里妲又病了。她像当时街市上大多数人一样，体质虚弱、面色苍白。她的肺里堵满了痰，时常猛咳一通，听起来像是再也不会好。厄苏拉听她胸音时，仿佛听到三桅大帆船在海浪中航行，桅杆吱呀，船帆鼓动。要是有条件让她坐在暖洋洋的火堆边，喝杯热可可，吃些炖牛肉、煮饺子、胡萝卜就好了。她想着，不知伯格霍夫的人们吃得是否还那样好？不知伯格霍夫是否还住着人？

头顶上方，公寓楼矗立依然，虽然临街外墙已被炸毁。她们仍回到楼中寻找有用的东西。楼梯布满碎石乱砖，给上楼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没有人上去趁乱打劫。她和弗里妲用布条将软垫绑在膝盖上，戴上曾经属于于尔根的厚皮手套，如此在碎石乱砖中攀爬，仿佛笨拙的猴。

公寓缺少她们唯一想要的东西——食物。昨天为一块面包，两人在队伍里排了三个小时。吃到嘴里的面包却似乎不是拿面粉做的，虽然也实在说不清究竟放了什么——难道是水泥粉和石灰浆？至少味道很像。厄苏拉记起家宅附近村子里的罗杰森烘焙屋，那面包的香气，可以飘过几条街，橱窗里一条一条的面包，又白又软，镀着金光油亮的表面。又想起格洛弗太太尚在时狐狸角的厨房——想起希尔维坚持让全家吃的粗粮面包条，也想起海绵蛋糕、水果挞和面包卷。她想象自己吃下一片暖烘烘的杂粮面包，上面涂了厚厚一层黄油，和用狐狸角的黑加仑子、红加仑子制作的果酱。（她不停地拿美食的回忆来折磨自己。）马上就要喝不到牛奶了，队伍里的人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