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47/52页）

她投了硬币，小火炉就又“噗”的一声活了过来。终究没有用煤气把自己毒死。

1967年6月

BBC播报员说，今晨，约旦攻打特拉维夫，目前正在轰炸耶路撒冷。播报员站在街头，应该就在耶路撒冷，她没有太留意背景里的炮火声，炮火听来十分遥远，对播报员无法构成威胁，但他身上逼真的高级军装和播报员激昂却郑重的口吻，都暗示着他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

本杰明·柯尔已成为以色列议会之一员。他曾在二战末期加入英军犹太旅。后又前往巴勒斯坦跟随斯特恩组织征讨家园。他小时候是那样正直善良，很难将那孩子与现在这个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战争里曾碰面喝茶，会面颇尴尬。她少女时对他浪漫的希冀早已消逝，而他丝毫不把她当作女性一员的心态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还来不及喝完自己（寡淡的）柠檬姜茶，他就提议“去别的地方吧”。

她生了气。“我看起来是这样随便的人吗？”事后她问梅丽。

“呵，为什么不呢？”梅丽耸耸肩，“明天我们都可能被炸弹炸死。当然要把握今天178。”

“大家似乎都在以此为借口胡作非为。”厄苏拉愤怒地说，“要是人们信仰永世不得超生之苦，绝对不会这样强调今天了。”这天她在工作上也不顺利。一个负责归档的女孩因为得知自己男友沉了船而急疯，将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丢失在浩瀚的牛皮文件袋的海洋里，为此招致了更多痛苦周折，虽然在程度和性质上都与她的痛苦有别。于是她便没有与本杰明·柯尔一起“把握今天”。虽然他急不可耐地向她展开了攻势。“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些特别，你呢？”

“您觉到得太晚了，恐怕。”她说完，拿起提包和大衣，“下一轮再说吧。”她想起科莱特大夫和他的转世论，思忖着来世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大概是一棵树，她想。一棵在微风中舞蹈的参天古树。

BBC转而关注起唐宁街。某个要人辞了职。她在办公室早已听见一些捕风捉影的话，但并无心思仔细听。

她正把盘子放在膝头吃着晚饭——一块威尔士熔岩干酪吐司。晚上她通常都这么吃。独自吃饭，摆出碗盘、餐垫和各种花哨餐具感觉很荒诞。然后呢？难道在寂静中默默进食，或趴在一本书上看？有人认为吃饭时看电视标志着文明衰落的开始。（她这样热衷地维护这论点，是否正说明她骨子里也这样想？）但说这话的人显然不是独居。而且说到底，文明早就开始衰落了。恐怕从萨拉热窝事件就开始了，最晚不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有人甚至会说，文明终结的种子早就埋下了，它的生长其实始于伊甸园。

再说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呢？一个人又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去剧院和影院（照此说来还有酒吧）。当这个人还是个独居动物时，她唯一的谈话对象仅限于一只猫，于是对话常常只在单方面进行。狗不一样，但自幸运儿以后她就不养狗了。幸运儿死于1949年，兽医说是因为岁数大了。厄苏拉一直都把他当作一只年轻的狗。大家把他埋在了狐狸角，帕米拉买了一株深红玫瑰种在坟上。狐狸角花园称得起是狗的公墓。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撞见一株玫瑰，下面埋着一条狗，虽然唯一分得清谁是谁的人只有帕米拉。

再说不看电视又能干什么？（她不愿停止论辩，虽然论辩双方都是她自己。）难道拼拼图？当然可以看书啦，但一个人刚精疲力竭地下了班，看了一天信息、记录和日程报告，又怎么可能用更多的文字来劳累自己的眼睛呢？无线电和电唱机当然都很好，但都似乎过于“唯我”，仿佛除了自己世上没有别人。（好吧，她似乎有些狡辩了。）至少看电视不要求思考。不思考不见得是坏事。

她今日用餐较晚，因为自己要退休，请同事们聚了聚——颇似参加自己的葬礼，只是退休聚会后自己还能活着离开。大家去酒吧喝了几杯，属于简单的饯行，却很愉快，且结束得挺早，令她松了口气（虽然其他人大概觉得不甚满意）。虽然正式退休的日子是在周五，但她觉得在中间的日子就把这件事办了比较好，不要耽误了同事们周末的安排。他们也许会不高兴。

聚会早先，在办公室里时，同事们送了她一台金马车座钟，上刻“给厄苏拉·托德，感谢她多年来的效忠”。嚯，她心想，多么俗套的墓志铭。金钟是这样的场合惯常会送的东西，她不忍心告诉同事们自己已经有一台，且比这台好得多。他们还极贴心地送了她两张逍遥音乐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门票（座位很好），她怀疑这出自贾奎琳·罗伯茨——她的私人秘书——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