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萨马拉

母亲和我都爱阅读一本小说的开场白。比如，“小男孩们早早地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爱的开头之一，出自作家肯·弗莱特的著作《圣殿春秋》。这样的开篇，怎么可能不想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破锣嗓子的男孩，倒不是因为他的声音，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个头最小的人，甚至不是因为他是造成我妈妈死亡的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是使我信仰上帝的原因。欧文·米尼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及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事情不妨从海伦给她姐姐的几封信说起”为开头。那个“事情不妨”轻而易举地将你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强烈的预感：接下来的故事一定精彩万分。

有些小说家在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两样都没有，只用简单的笔墨交代场景或者描述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不少作者用类似“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一无所知”的口吻来试图制造悬念，而恰恰这是最没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人生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这正是所谓的“难以预料”的本质。

所有人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2007年年初，母亲和父亲在佛罗里达的维洛海滩度过了几周，这个好地方是母亲晚年才发现的，她很喜欢这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么说过佛罗里达：“那是个老年人搬去等死又死不了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难过。

家里人都计划好了到达维洛海滩的时间，当时每个人都兴冲冲地忙得不可开交。我的哥哥道格，刚刚制作完成了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在TBAlliance（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工作，在为对抗结核病在全球的蔓延而斗争。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我除了忙着相关的事宜，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代理他的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大家沉浸在焦虑、拌嘴和微不足道的病痛中（牙疼、头疼、失眠），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庆生活动，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我们家总会收到人家拜托的源源不断的请求，比如要不要出席募捐大会，能不能做个开幕致词，能不能回忆起音乐会上那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诸如此类，无穷无尽。我们家人之间还不断地狂轰滥炸一些建议，而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形式开头：你必须明白……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当然，这些大部分都来自母亲。

如果我们家是个航空公司，母亲就是中心总调度，我们其他人都是机场上等待起航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向目标，一定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指挥我们，决定哪个人需要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连父亲也无法幸免，尽管相对于我们来说，母亲对他的掌控已经非常留有余地了。

最让我们觉得困扰的是，必须小心翼翼地依计划行事。就像某架晚点的航班会导致机场大乱，调度备用机，航班滞后，乘客只能在走廊里休息等待结果一样，母亲也认为，超出计划的任何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分崩离析。其结果就是，我的哥哥、妹妹，还有我，只要跟母亲商量过的行程有变，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变化，我们也会心生恐惧。

那年二月，我给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打电话，说我决定坐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只说：“哦。”但我可以明显听出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她接着说：“我原本想，如果你早上到，我们还可以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如果你坐下午的飞机来，就跟他们见不到面了。虽然我们下午可以请他们喝杯咖啡，但我们就没法去租车公司帮你租车了，就得换我开车去奥兰多接你妹妹了。算了，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完成。”

母亲不仅仅安排我们的生活而已。她还帮助安排几百人的生活，几乎都是应教会、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她是理事长）、国际救援委员会（她曾经是董事会成员的联络人，也主持英国分会的创办事宜）以及其他她曾任职或担任理事会的大型机构的请求。在我成长期间，她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入学主任，接着是纽约一所大学的咨询顾问，然后又是另外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与成百上千的学生、同事、儿时的玩伴，飞机和公交车上认识的邻座，以及她在世界各地旅行中遇到的难民们保持联系。母亲永远在介绍人、排计划、参加活动、发表建议、提供帮助……有时她会抱怨太累了，但显然，她还是是乐在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