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萨马拉（第2/6页）

花费母亲最多时间的，是一个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图书馆的基金会。1995年，她第一次去往阿富汗报道那里的收容所情况时，就立刻爱上了那里。她先后九次往返阿富汗，都是为了妇女委员会或者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事务，深入了解当地收容所的困境。回到美国后，她呼吁建立法规来帮助阿富汗的难民，尤其在协助妇女与儿童方面。母亲为了难民的事务东奔西走，不仅仅是首都喀布尔，甚至走遍整个阿富汗，曾在斯霍特一个破烂不堪的旅馆住了一晚，与她一起留宿的还有二十三位圣战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亲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包括东南亚以及西非的大多数国家。

这一年，母亲在佛罗里达度假期间，跟一位叫作约翰·迪科森的人经常联系。约翰对于阿富汗的情况相当了解，他正全力帮助一位比他更精通阿富汗事务的人——八十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杜普利长年住在喀布尔与白沙瓦。母亲和约翰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见过她很多次，他们想在美国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杜普利筹款，在喀布尔大学建立一个阿富汗国家图书馆（阿富汗境内还没有此类文化机构），在阿富汗全国各个村庄建立移动图书馆，提供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书籍，帮助那些没看过用母语写的书，甚至连书都没摸过的人阅读。杜普利的丈夫在1988年去世，他们近三十年来募集到三万八千册阿富汗史上非常关键的图书与文件，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数字。书齐了，现在只缺资金和其他相关的支援了。

2007年春天，母亲有机会加入一个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救援组织。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在白沙瓦和喀布尔，她有更多的时间与杜普利一起筹备图书馆的计划。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母亲曾在那里遭遇过枪击（虽然她总说自己并非目标，对方只是在向轮胎射击），碰到过武装组织头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之后被两个人体炸弹暗杀而死），当地多数地区被塔利班组织控制，那一年还不到年底就有超过两百位美国人与盟军战士在那里丧生。对于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难以想象的，可对我们家来说，这是一件寻常事。我甚至记不清母亲都去过哪些地方，因为她去过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从未想过这次旅行跟以往有所不同，甚至她回来后生病，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为她从一个战火肆虐的国家回来之后都会这样，比如从利比亚、苏丹、东帝汶、加沙、老挝、科特迪瓦回来后，她都出现过咳嗽、乏力、头痛、发烧等状况。但她总会打起精神来继续忙碌，直到这些病症全部消失。

母亲也曾在回国后大病一场，不过比较少见。她曾经从波斯尼亚后来后久咳不愈，甚至我们都习以为常了，直到某一天她突然不咳嗽了，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咳嗽已经跟随母亲两年之久了。肿块、色斑、皮疹等皮肤病对母亲来说也很常见，但无论如何，她的病都从未恶化过。每次回家后她不舒服一阵子就会好，不然就病成常态，病到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忘记自己原来正常的样子。

我们总是建议母亲去看医生，她也确实去看了，从家庭医生到各种热带病专家，以及其他的病种专家。除了检查出患有乳腺癌的那次真把我们吓坏了，幸好发现得早，经过手术治愈了。除了对乳腺癌再次病发的担忧，以及切除过一个胆囊，她从未有过其他严重的疾病。我们一直认为母亲并没有什么无法治愈的疾病，她只是需要放慢脚步。

可是她慢不下来。

我们都相信，如果母亲能够依照医嘱把抗生素吃完，她就能摆脱旅途中感染的所有疾病。但不知道是出于节俭还是固执，又或者是对药物的不信任，她总是在吃完一半剂量的时候就停下来，把余下的药留着以后再吃。这点实在让我们抓狂。就算是吓唬她这么做会产生抗体也无济于事。

到了2007年的夏天，母亲的病还没好。每一个大夫、专家都确诊她得了肝炎。她的脸色开始变黄，眼白变成了带着血色的橘黄色。她日渐消瘦，没有食欲。她刚从阿富汗回来，很明显，她一定是在那里感染了肝炎。起初，医生无法确诊她感染的是哪种类型的肝炎，不是A型、B型、C型，甚至也不是D型。他们猜想可能是极为罕见的E型肝炎。尽管没有人能确诊纠缠母亲的到底是什么病，但情况似乎并不值得担忧。如果我们无法理解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又怎么指望能辨认出在那感染到的每一种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母亲的医生们太大意了，而是因为他们仔细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对排除的部分相当确信。他们为母亲提供了一些建议：休息和戒酒（虽然她习惯在晚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在庆祝时来点香槟酒，但戒酒对她来说并不太难），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