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比特人（第3/7页）

九岁时，我被J.R.R.托尔金的《霍比特人》迷得神魂颠倒。我在去摩洛哥度假的时候看了这本书。当时我高烧四十度，摩洛哥医生给了我他唯一的药品——纯吗啡。我发着高烧，又用了药，开始迷乱兴奋。在丹吉尔古城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看《霍比特人》，一直到失去了意识。床边放着一杯很烫、很甜、很好喝的薄荷茶。我记得海面上吹来的微风，还有一白如洗的墙壁；我还记得那个长相英俊，总是不时出入房间关照我的摩洛哥人。最重要的是，我记得《霍比特人》。那是我能想象出的最变幻莫测的书。几年之后，我发现我记得的一半是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另外一半是我当时炽热纷乱的大脑的狂想。

那次病好之后，我又完整地看完了《魔戒》。哥哥在看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时，我还沉醉在托尔金笔下的中土世界里。我们总是喜欢争论哪个系列的书更好，有时争论的主题非常极端，比如哥哥喜欢的鲍勃·迪伦和我喜欢的约翰·丹佛谁更厉害，我们也爱争论他支持的利物浦和我支持的曼联谁是冠军的首选。最后的结果是，我深信托尔金与路易斯之间难分伯仲，只是口味的区别与竞争。我们当时压根不知道托尔金和路易斯都曾是牛津的教员，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一直觉得很有意思。你哥哥喜欢纳尼亚系列，你却对托尔金情有独钟。我猜可能是因为你哥哥喜欢纳尼亚系列中基督教的隐喻，而你对那些毫无兴趣。”母亲如是说。

讽刺的是，之后我发现路易斯极力反对将他的书视为基督教寓言，而托尔金这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却声称他的书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而此前，托尔金系列一直被我当作完美的无神论著作。

母亲那天的化疗做完了，我们没有离开治疗室。由于感恩节前一周，我们没有交换新书，也没有决定一起看哪一本书，只好聊过去看过的书。母亲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同时喜欢托尔金和路易斯的人。每个人都好像只喜欢他们其中之一。”

“那你喜欢哪个？”我问母亲。

“我喜欢路易斯，但我和你哥哥都非常羡慕你那么喜爱托尔金。我们也很喜欢纳尼亚系列，但你是完全痴迷于托尔金。你总是说很多关于比尔博·巴金斯的话，让我几乎觉得他是咱们家的一员了。你还改用古体字，连名字都用古体字。直到你学书里面的人抽烟时，我不得不制止你了。你当时才九岁啊。”

“你没有痴迷过什么书吗？”

“一直都有啊，像是诗歌，还有《飘》。我也痴迷于自己在忙的戏剧，特别是跟你父亲刚结婚，还住在纽约那段时间的戏剧：彼德·谢弗的《家离恨天》，哈罗德·品特的《看房者》。为一出戏剧忙碌真的能让你完全被它吸引进去。搬去剑桥后我都一直很怀念那段日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遇到父亲之前，母亲为制作人艾琳·塞尔兹尼克工作（经塞尔兹尼克儿子的介绍，他是母亲的大学同学）。在结婚前以及婚后第一年，母亲为制作人弗雷迪·布瑞森及其做演员的太太罗瑟琳·罗素工作。让母亲津津乐道的一件趣事是，她曾被派往巴黎去带回罗瑟琳·罗素不慎忘在那里的皮草和珠宝，还得穿戴在自己身上，镇定自若地通过海关，因为只有这样，稽查人员才会相信那些东西是属于母亲的，不必另外支付费用。

母亲大学毕业后就管理伦敦戏剧学校的纽约分部，连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我们搬去剑桥。

搬家之后，母亲重新开始找工作，她知道之前选角和为戏剧学校甄选学生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判断哪些人适合在什么职位的能力，让她找到了罗德克利夫学校招生办的工作。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她先后成为罗德克利夫学校的招生部主任，又兼任哈佛的招生部主任，最后被任命为招生及财务支持方面的副院长。

一所大学的“守门人”（筛选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母亲对于贿赂无动于衷（尽管我们不浪费美味的伊朗鱼子酱，也不会拒绝写着“你会认可贝拉”的幸运饼干。贝拉是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店主的女儿），对于威胁也是如此。有一次，有人带着一把枪冲进母亲的办公室，威胁说，如果不让他的孩子入学就杀了母亲，结果，那人的孩子没能入学，而贝拉倒是入学了。

父亲要工作，母亲也要工作。几十年前的我们与今天行程满满的孩子不同，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只是偶尔才有交换生和毕业生到家里稍微管管我们。我们有钢琴课、足球训练，还有戏剧课。我们也有脚踏车，任务是准时出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是散养型的，放学后啃块饼干，然后跑得没影，直到晚饭时才现身。周末时，母亲和父亲在客厅各自看书，而我们有两个选择：坐下来看书，或者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