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的代价（第2/3页）

但母亲有一把好嗓子，不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还因为她的声音真的很悦耳，她念书时，是真的在讲故事，也许是她在伦敦受过表演课训练的缘故吧。我想她对自己的念书技巧感到很自豪，她的声音听起来兼具英、美风格，清晰而响亮。

母亲朗读的时候，壁炉里火光熊熊，我们三个小孩都围着她。突然，其中一个孩子开始傻笑，我不确定是谁了，好吧，其实我知道，哪怕事隔多年说出这个名字还有点背叛兄弟姐妹的感觉。母亲继续读着，我不清楚当时她是否听到或者注意到这个笑声，可能她只是想专心念书，不想打断情绪。

然后，另外一个又开始傻笑，接着是第三个。我们知道不该这样，但就是忍不住。我们并不知道在笑什么，仅仅是因为过度兴奋、傻气、期待……也许都有。我们越是努力想要停止就越笑得厉害，最后我们笑开了锅。

“啪”，圣经被用力合上了，笑容僵在了我们的脸上。屋里的空气瞬间凝结，我们从未见过母亲如此生气。

“也许今年不该有圣诞节。”

圣诞节每年都有，但是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是在惴惴不安和极度紧张中度过的。我们既担心圣诞礼物没了，也为毁掉了圣诞夜后悔万分，更怕母亲的那股怒气。

“妈妈，你还记得我们对着圣诞故事大笑不停，你把我们都轰回去睡觉的那次吗？”在讨论《盐的代价》时，我这样问母亲。

有些回忆会让人不禁微笑，这段可不会。

孩子们会在事后透过父母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想法。有兄弟姐妹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析。成年后我与妹妹谈论过这件事，得到了以下结论：

1.母亲认为哪怕是小孩子，也要教给他们负责任的态度，让他们认识到：言语、笑声，甚至随便的一瞥，都会产生某些后果。

2.母亲认为宗教不能拿来开玩笑，尽管她觉得没必要下这种禁令。

3.母亲不喜欢装白痴的行为。

4.无论是写下来、印在纸上还是读出来的文字，都应该给予极大的尊重。

让母亲如此勃然大怒的事情没有几件，但我还记得另外一件。大概是我9岁时，被一个调皮鬼怂恿，把一张印有纳粹党徽的刺身贴印在了手臂上。母亲看到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给我讲了这个标志所代表的历史，并告诉我，那些经历过大屠杀或有亲人死于那场浩劫的朋友如果看到我身上这个邪恶的标志，心里会有多难过。母亲用力擦洗我的胳膊，疼得像刷到了骨头上一样，在所有的痕迹完全消失之前，我别想离开房间半步。

“你会跟家人一起过节吗？”十二月的时候，有陌生人这样问我很正常。认识我的人也会这样问，然后再询问一下母亲的情况。当遇到关于母亲的疑问，我让他们去看博客——仍然用我的口气，但却是母亲写的。通常我只是说：“整体来说还不错。”或者类似的话，然后我会补充两句：“所有的外孙都要过来，母亲高兴坏了。”再熟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过得怎么样？”这让我难以回答，于是我会说母亲希望我说的话：“我们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好的照顾，还有这么多时间，这原本都是奢望啊。”

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会让我注意到语调有些不同，尤其当他们的父母中有人刚死于癌症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同一本书，有人速度快，早早就看完了，而我刚看到一半，那句“你过得怎么样？”的真实含义是“我大概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母亲还没有死，我不该表现得太悲伤，好像她要不久于人世似的。母亲不是第一个要死的人，我也不是第一个要失去母亲的人，就好像我们在看同样的书，但我们中有人赶在了其他人之前：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结尾，而我仍然身在书中的某个部分。一句“你怎么样了？”真实含义是“我想我应该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然而大多数时候，当朋友问我对母亲生病的感受时，我总是觉得不自然和尴尬，立即转变话题，即使只是一些单纯的问候。还有就是，只要碰到某个人快死了这个话题，人们的态度都会很奇怪，好像即将死亡的人只该在医院或私下说起，而且没人愿意详细深究。

过度依赖母亲在过去的校园里还被视为一件耻辱。现在可能不像我小时候那么严重了，但依然存在。我认识的大多数男人都承认自己喜欢看父子言归于好的书，像提姆·拉瑟特的《父亲教我的事》、杰弗利·沃尔夫的《骗子公爵》、派特·康洛伊的《伟大的桑蒂尼》等。但如果这些男人喜欢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水的颜色》或J.R.莫林格的《温柔酒吧》，会略感尴尬。也许谈起《水的颜色》会说这是一本关于种族的书，谈起《温柔酒吧》会说它是对酒吧生活乐趣的描写，但这两本书实际上讲的是母子之间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坦率地说，两本书的主题都被认为有点同性恋的味道，应该归于科尔姆·托宾或安德烈·霍勒伦的作品。这个观念可能也是让我谈论悲伤之情时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