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一章

1961年，一个下雨的星期一，丽贝卡·霍夫曼被秘密警察召了去。

这个早晨开始得平平常常。丽贝卡的丈夫汉斯开着他那辆棕色的特拉贝特500送她去上班。柏林中心城区优雅的街道仍然留有战时轰炸造成的裂纹，街道边新建的混凝土楼房像无法严丝合缝的假牙，高高低低地矗立着。汉斯一边开车一边想着自己的工作。“法庭为法官、律师、警察和政府服务——却单单忘了罪恶的受害者，”他说，“这一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庭当然更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我的同事们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汉斯在司法部上班。

“我们结婚差不多快一年了，认识你也有两年了，但我还没见过你的任何一位同事。”丽贝卡说。

“他们会让你生厌的，”汉斯飞快地回答，“他们都是律师。”

“有女同事吗？”

“没有，至少我们部门没有。”汉斯在司法部做管理工作——指派法官，排定审判日程，管理法院大楼。

“可我还是想见见他们。”

汉斯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丽贝卡发现丈夫眼中闪过了熟悉的怒火。他努力克制住了。“我会安排的，”他说，“也许可以找个晚上一起去酒吧。”

汉斯是丽贝卡遇见的第一个能和父亲相提并论的男人。他自信又威严，但总是愿意倾听她的话。他的工作不错——东德有车的人非常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汉斯不同，他出人意料地和丽贝卡持有同样的政治怀疑论。和她的父亲一样，汉斯高大英俊，穿着体面。他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男人。

恋爱时丽贝卡只是短暂地怀疑过汉斯一次。他们遭遇了一起轻微的撞车事故。撞上他们那辆车的司机斜着从侧面的街道冲出来，应该负事故的全责。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汉斯却暴怒了。尽管两辆车损失都不大，可他却叫来了警察，出示司法部的工作证使对方的司机因危险驾驶的罪名锒铛入狱。

事后他为自己的失控对丽贝卡道了歉。她被他的眦睚必报吓坏了，几乎要结束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但汉斯却解释说这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自己平时不是这样。丽贝卡相信了他。她的信任没错——汉斯之后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他们约会一年，每逢周末同居了半年的时候，丽贝卡纳闷为什么汉斯迟迟没有对她求婚。他们早已经成人：她二十八岁，他三十三岁。丽贝卡只好开口问汉斯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汉斯有些吃惊，但也同意了。

汉斯把车停在她的学校外。学校设在一幢设施良好的现代化大楼内——共产党人对教育非常重视。大楼外面，五六个少年正在树下吸烟。丽贝卡无视他们的注视，亲了亲汉斯的嘴唇，下了车。

男孩们礼貌地和她打了招呼。但在趟过校园里的水塘时，丽贝卡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向她躯体投来的热切目光。

丽贝卡来自一个政治世家。希特勒当政以前，她的外祖父是德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东德战后的短暂民主期间，她妈妈曾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市议员。但在东德实行共产党专政的当下，丽贝卡看不到参政有什么前途。于是她把理想放在了教育上面，希望下一代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慈悲和聪慧。

在教职工办公室，丽贝卡看了眼告示板上的非常时期课程表。今天她的课大多是两班大课，两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丽贝卡教的是俄语，但她也必须要教一节英语课。丽贝卡不说英语，但从年已七十却依然矍铄的英国外祖母茉黛那里，她略略学了一点。

这是校方第二次安排丽贝卡上英语课，她开始琢磨课文了。前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她用了美军士兵的传单，那份传单向美国兵讲解了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学生们觉得传单的内容相当好笑，但从中学到了很多。今天她也许会在黑板上抄一首学生们耳熟能详的英语歌——比如美军电台常放的《扭腰舞》——让学生们将其译成德语。这算不上是常规的英语课，可她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因为半数教师移民去了月薪比东德高三百马克、人民自由的西德，学校里的教师特别短缺。这样做的不只是老师。移居西德的医生，收入能够翻一倍。丽贝卡的妈妈卡拉是东柏林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她正因为医生和护士的短缺而焦头烂额。工人，甚至士兵也一样，缺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

丽贝卡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扭腰舞》的歌词，试着记住“我的小妹妹”这一段。这时，副校长走进了教师办公室。伯纳德·赫尔德大概是丽贝卡除了自己家人以外最好的朋友。他身材瘦长，是个年过四十的黑发男子，额头上有道青色的疤痕，是他在战争最后时刻坚守施劳弗高地时留下的。他教物理，但和丽贝卡一样对苏联文学有兴趣，两人每周总有几次一起在午餐时吃三明治。“大家听好了，”他说，“我带来了一条坏消息，安塞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