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和弗利德一样，在特莱津，有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利用一切可能，持续他们的文化活动，他们举办音乐会、举办学术讲座、排练歌剧，当他们在歌剧中唱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欢乐”，身为囚徒的观众们热泪夺眶而出，继而响起掌声。他们在宣告自己绝不放弃快乐的权利，宣告他们的精神不会死亡。他们画画和写诗，也教会了孩子们画画和写诗。孩子们是弱小的，他们的心却在美的教育下坚持善良。

确实很难令人相信，像纳粹这样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强大政府，会害怕艺术，会害怕一群艺术家，会害怕孩子们学习艺术和掌握知识。这种内在的虚弱和恐惧，也使得他们在特莱津不断迫害艺术家。

纳粹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因此才需要掩盖真相、“宣传”假象。

一九四四年的年中，特莱津集中营的纳粹管理人是冲锋队的上校卡尔·雷姆（Karl Rahm），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是特莱津历任管理者中，最热衷于“宣传”的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一个夏日，雷姆把一名担任过导演的荷兰籍犹太囚徒库特·吉隆（Kurt Gerron）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为特莱津拍一部宣传片《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犹太人的城市》。

许多被纳粹划为犹太人的特莱津囚徒，其实只是有一点犹太人血统的混血儿。因此，从外貌上，甚至和一般的雅利安人没有区别，他们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雷姆规定，这些犹太人都不准在电影中出现，只拍那些黑头发黑眼睛的犹太人，以突出“典型性”。他命令拍摄伪造的场景，在所谓的邮局，犹太人一个个捧着假包裹从里面出来。还命令拍摄一些犹太人在特莱津城外的河里“游泳比赛”，当然，这在现实的特莱津生活中，是绝不容许发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拍摄现场，在“游泳”镜头之外的护城河岸边，一大批冲锋队员荷枪实弹，对着游泳的囚徒，以防他们趁此机会逃跑。

雷姆还安排一辆列车，带来一群从荷兰送来的犹太人，在虚假的欢迎仪式上，雷姆等冲锋队高层官员前往迎接，笑容可掬。雷姆还从车上亲自抱下一个孩子来。影片一结束，一切恢复常态，吉隆回到自己的囚室，那个被雷姆从车上抱下来的孩子，又被送上火车、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

雷姆的另一个宣传，是他答应了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特莱津。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手里有枪，不必担心会出什么“纰漏”。他先确定了红十字会参观的路线，在这一条线路上，他命令加以粉饰。

墙被粉刷了，运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甚至运来鲜花抢种。在红十字会到来之前，他亲自参与对囚徒的“甄别”。挑选那些看上去还比较健康的、尤其是容貌可爱的犹太女孩，让他们出现在参观团要走过的地方。甄别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挑出老弱病残。在红十字会预定要来参观的六月，就在他们到达之前，雷姆下令把七千五百名“选下来”的囚徒，送往东方的死亡营“解决”掉，其中，包括一批孤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国际红十字会如期来临，其中还有丹麦红十字会的主席。他们被纳粹引导着，走过一条被粉饰过的线路，遇到被挑选过的囚徒。在街角，有指定的囚徒在那里演奏莫扎特的乐曲。他们遇到的囚徒，都在威胁之下微笑，回答说，他们对特莱津的生活“太满意了”。他们还看到，犹太人是“自治”的，特莱津犹太人委员会是受到纳粹的“充分尊重”的。他们看到，犹太人委员会的赫尔·埃普斯坦博士（Herr Eppstein）衣冠楚楚，从汽车里下来，冲锋队的军官还去为他开门。为了这一幕，就在一个星期之前，这些冲锋队员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这位广泛受到犹太人尊敬的埃普斯坦博士，就在红十字会离开的一个月之后，被雷姆下令枪杀了。

雷姆志得意满，“宣传”真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你只要阻挡人们知晓一些事实，而夸大另一些事实，甚至制造假象，这个世界的舆论就被你操纵了。不仅今天的国际红十字会被轻易蒙骗了，而且，在将来，人们看到由“犹太人导演拍摄”的特莱津纪录片，不是就真的会以为特莱津是纳粹“送给犹太人的一个礼物”了吗？按照纳粹的宣传：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艰苦战斗，我们为了犹太人的安全，却特地安排他们集中居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纳粹对这些“劣等民族”的犹太人是何等的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