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当然，国际红十字会要来视察的消息，曾经给特莱津的囚徒们带来希望。但他们却亲眼看到，纳粹的铁幕，可以轻易遮挡住事实真相。宣传是有效的。外部世界不伸出援手，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就更肆无忌惮了。

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其中包括女艺术教师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得到消息，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一九四四年九月，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二十八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就像艾辛格教授的妻子一样，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久远以来的生活态度，是合为一体的。对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对弗利德，那是人的本能，她们爱自己的丈夫，她们要赶去和亲人同生共死。

弗利德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维利·格罗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藏在阁楼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她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够活下来，可是，她们相信，终有一日，这些孩子们的画会重见天日，会向人们讲述，那个从人类开始他们的历史，就没有中止过的，善和恶的故事。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特莱津的大多数艺术家们，不是像弗利德那样专职照顾孩子。他们白天要干自己的一份劳务。可是他们还是抽空轮流给孩子们上课。其中一个是弗莱绪曼博士（Karrel Fleischmann）。他是个医生，尤其是皮肤科方面的专家，可是同时，他又是一个绘画技巧很高的艺术家。一九四二年四月，他和妻子一起被逮捕，后来，就被送到特莱津。他不仅教孩子们画画，还和妻子一起，教孩子们如何“重新会唱歌”，如何写字、做加减法。他曾经写道：“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人会幸存下来。”一九四四年十月，弗莱绪曼博士和他的妻子，被杀死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那么，他教过的孩子们呢？

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如弗莱绪曼博士所希望的那样，幸存下来。

汉娜的哥哥乔治也被送走了。一九四四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因此开始加速将集中营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在她身边，只有一只从家里带出来的手提箱，成了她和家的最后一点联系。

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集中营里同宿舍的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爬上了遣送的闷罐车。

就在弗利德被杀害的十四天之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牵着吠叫的大狼狗，大声对她们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布兰迪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

最后一个见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个幸存的他的学生，他说，他在奥斯威辛的队列里远远地看过教授一眼，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送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国冲锋队员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