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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最怕的是真相的败露。

就在这个时候，纳粹风闻特莱津犹太人艺术家不仅在画风景，还偷偷地画一些“危险”的画，他们的绘画作品很可能记录了特莱津的真相，也可能偷带到外部世界去。于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离开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一场对艺术家的迫害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特莱津的四名艺术家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通知他们的是犹太人委员会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也许他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所以，虽然是七月天，他还是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多穿些衣服。这四名艺术家，是弗利塔（Bedrich Fritta）、布洛克（Felix Bloch）、乌加（Otto Ungar）和哈斯（Leo Haas）。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早，四名艺术家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那里的人告诉他们，雷姆的司令部的秘书，将负责对他们的案子作调查。这时，又有另外两个囚徒前来报到。一个是年轻的建筑师特劳勒（Norbert Troller），他在集中营给许多孩子画过肖像，他是那天临时被通知来报到的，因为是个大热天，他只穿了短袖衣服和凉鞋。另一个被叫来的是斯特拉斯，在这次“出事”的人中间，只有他不是艺术家，可是，他也和艺术有关。斯特拉斯原来是一个商人，他非常热爱艺术，迷恋艺术收藏。在特莱津，他是很少的几个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囚徒。因为他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富裕亲戚住在布拉格。他们想方设法给他带些食物、用品和现金进来。而他身为囚徒，却不久就忍不住故态复萌，开始用他的食物和现金，向集中营里的画家们换他们的作品。所以，他在这里悄悄地收集了一些艺术家的画作。

显然，他在特莱津收藏画的事情，并没有瞒住德国人，那年三月份，冲锋队突袭搜查了他的床铺，从他的床垫下搜出几张画，都是风景画。当时，对画作的追查没有进行下去，只是因为迎接国际红十字会，对纳粹来说是更紧急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暂时放下对绘画的追查。斯特拉斯只是得到纳粹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以后收藏绘画。

斯特拉斯并没有停止收藏，他只是把画藏到更可靠的地方。他收藏的画中，有十来张画描绘了特莱津的生活，其中几张他还设法托人偷运出去，带给了他在布拉格的亲戚。替斯特拉斯带画出去的，是担任警卫的两兄弟，是捷克人。也许，就是这几张画惹了祸？他当然紧张，在等候的时间里，他们都很紧张，也很发愁。

弗利塔（Bedrich Fritta）是最初来到特莱津的艺术家们之一。他和妻子带着他们唯一的婴孩托马斯，一起来到这里。托马斯生下来不久就进了特莱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弗利塔就给孩子画了一大本儿童课本。年轻的弗利塔在集中营里，仍然充满热情地用幽默、精彩的卡通画，把牙牙学语的孩子，尽量和这个集中营环境隔离开来。

哈斯也是一个热情的人。在集中营里，他总是尽量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他在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到处贴了各种注意事项，都是艺术化的招贴，让孩子们看到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暖意。

纳粹曾经利用他们的能力，做一些宿舍改建的设计和其他相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几个更容易通过工作，得到一些在特莱津非常紧缺的纸张。他们确实是有意识地在用画笔作记录，他们经常相互说着“暗语”：把这个“写”下来！他们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像弗利德每堂课后都很小心地把孩子们的画藏起来，他们也很小心地随时把画藏在夹壁墙的间壁之中。弗利塔还弄了一个铁皮箱，在里面藏他们的画。在装满以后，他们把铁皮箱埋进了土里。

四个冲锋队的高层官员，开始了对四名艺术家的侦讯。一开始，他们还和艺术家们谈哲学和艺术史，试图在松懈的气氛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特莱津内部有没有政治组织？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有谁在帮助这些艺术家？他们要找出更多的牺牲品。艺术家们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失败的审讯终于使得冲锋队官员失去了耐性。在一声大吼之后，是突然的冷场。多年以后，哈斯回忆说，“他们突然撇下我们离开，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再也休想回家了。”不久，来了满卡车的冲锋队员，在卡车上，他们看到了特劳勒、斯特拉斯和他的妻子、布洛克的妻子和他们才五岁的女儿、弗利塔的妻子和他们三岁的儿子托马斯、还有哈斯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乌加是一个性格很敏感的人，他突然哭了。他们都明白，他们前面就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