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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在南本德的南区找到齐佩瓦保龄球馆，如果你去了那里，尝试从一个愉快的年轻人杰瑞米——他自称“柜台佬杰瑞米”——那儿租鞋，而在晚夏一个繁忙的周三夜晚，对于一个没穿袜子、也对自己的美国鞋码一无所知的仁波切，他本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但他没有。事实上，这个年轻人阳光的性情以及他从每件事中看到幽默的倾向，让我有点联想到仁波切，这让我好奇，是不是我们遇到的有一半的人，是经由某种奥图克的魔法，被送到我的路上，帮助我理解这个奇怪的僧人。

杰瑞米给我们分到一号球道。齐佩瓦有70条球道，在那个时段，大概有30条是空的，但他分配给我们一号球道，这本来对我也无关紧要，但二号和三号球道被中西部穷凶极恶的文身飞车党占了。四男两女，文身、男人绑了绳子的紧绷肌肉以及女人紧身衣的强悍，标示着他们属于某个部落，在错过一个补中时，他们毫不难堪地大声咒骂，笑声里夹杂着烟嗓、酒嗓和一辈子的耻辱小事。

齐佩瓦的天花板音响里流出音乐。九寸钉，软饼干12，还是那一类的东西。娜塔莎和安东尼肯定知道。仁波切从架子上选了一个12磅的球——粉色的——在观察我在第一格就打了个全中之后（我初中时一直是斯塔克县全明星队的，然后放弃了这项运动，另有追求），他站在那里，粗指尖塞进洞，尝试模仿他眼中我的全套动作：平滑的大跨步，向后拉球，又向前一摆，球滚动时蹲下，然后是球瓶碰撞、咯吱作响时的砸拳。只不过轮到他的时候，进展得不顺利。事实上，他往后拉球时，球从手上滑了出去，砰的一声重重砸在抛光的枫木地板上，蹦向一旁，弹到二号球道上一个坐着弹烟灰的女人的脚踝上。她咆哮着抬起头来，看到仁波切，注意到他的光头和红袍的褶边，正好落在蓝色保龄球鞋上方一两英寸的位置。几个男人也望过来。仁波切穿着不熟悉的鞋子慢吞吞地朝他们走去，要取回粉球，一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一边以可能被误解的方式大笑着。

我站起身来，走过去支持他。男人们见我靠近都挺直了。我能感觉到手在冒汗。我对他们生活的世界略知一二，或者自以为知道。我在北达科他州少年时代的生活中有几个粗野的角色，一起上小学的家伙，后来都在橄榄球队和曲棍球队里，我偶尔被邀请去他们家里。他们住在贫瘠社区某种初始暴力的汤锅里，那里的大人有一半可能曾在工厂传送带或肉类加工流水线上丢掉一只手、弄伤一只眼，或者最后去坐牢，而未来还有更多那种苦工，每天他们回到家里，试图借酒消去一天的记忆，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活，只是凑合对付，混吃等死，寻找方法来消除伤痛。生在那样家庭里的小孩长大以后很难变得宽容、温和，很难抱有人性本善的希望。

在我的经验里，那种大人有的不好。他们卑鄙，甚至恶毒。我见过一个朋友的父亲扇自己妻子一巴掌，随意得就像拍一只苍蝇，况且还有个九岁的客人坐在桌旁，而且不为什么，就是一些家务事上的疏忽，跟她带回家的面包品种有关，或者给他倒啤酒或开啤酒的方式不对。但很多人只是裹着一层粗暴的厚皮，就好像他们需要一层盔甲才能生存，于是用起所能想到的唯一一种盔甲。至少对他们当中有些人来说，在所有文身、香烟和廉价的罐装啤酒，大声嬉笑，污言秽语，以及明显的偏见之下，是平常的温柔灵魂，如果他们察觉到你把他们当人看，如果他们察觉到基本的尊重、礼仪，或者至少你不准备嘲弄他们，那么盔甲就融化了。在我前去支持仁波切时，我希望，隔壁球道上的人是第二种类型。“他是第一次。”我对最靠近我们的男人说。然后，我紧张兮兮地加了一句，“他是个灵性大师。”

女人们转过脸去。男人们很不舒服地看了我好几秒，然后其中一个说：“扯淡呢？”

“不是扯淡。他明天要在圣母大学做演讲。他在全世界演讲。”

“真扯淡。”男人又说一遍，这次不是疑问句了。他上下打量着仁波切，过了一秒钟，把保龄球移到左手，用奇怪的恳求姿势伸出右手，就好像准备鞠躬一样。我们能看到他的小臂内侧有个蛇盘绕在剑上的文身。“那来个赐福怎么样？”他对仁波切说，“你知道。就是好运的那种。怎么样？”

我一度以为他是在嘲讽，现在真正的麻烦要来了。他的身后，朋友们都在微笑，不过像是一些伤痕累累的小孩准备把昆虫五马分尸的那种微笑。

仁波切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不然至少也是不形于色。他伸出手，勐力地跟第一个男人握手，一边微笑，一边对其他人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