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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一个女人说，“他的罪恶需要被宽恕。”

这句话让蛇形文身的男人笑了，其他人也爆发一阵干咳的哄笑。

仁波切松开男人的手，看着他，向前靠近了半步——我本来准备阻止他的——然后他把双掌放在男人的肩上，开始用某种语言念诵某种祷文——奥图克语，一定是——听起来像寒冷的西伯利亚溪流溢过石头。当然，没有人理解，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语调，就像蜂蜜，像融进歌里的爱，安静、完全无畏的简短唱诵，能安抚一只背对悬崖、奶头边挤着三只小崽的母狼。持续了或许有20秒钟。结束时，仁波切后撤一步，鞠躬。蛇形文身的男人原地僵住了。然后在他参差不齐的眉眼间，绽放出了孩提时代有过的笑容，在他的所见所闻尚未夺走他一切之前，在世界尚未露出獠牙、咬他一口之前的笑容。他那样微笑着，看着仁波切，然后他记起了自己本该是谁，把保龄球换回另一只手里，说，“嘿，谢了，老兄。你这人行啊。”他身后的女人提起粉球，把它递过来。

剩下的夜晚——仁波切和我打了两轮——一直平安无事。我们旁边的咒骂声停了，我觉得笑声也不那么刺耳了。最好的是，仁波切居然对十瓶保龄球彻底着迷。最后，他已经打得相当好。他会上前一步，稍微一跳把球送出去，然后把手扶在膝盖上蹲下，专心地看着它慢慢地轰隆滚下球道。当它撞上球瓶时，他会直起身来，几乎要跳起来了（作为一个中年男人，他格外柔软），他一拍手，然后脸上带着最幸福的笑容转向我，走过来让我解释得分。

飞车党比我们早几局结束保龄之夜。四男两女直接把鞋拿回柜台，但仁波切打保龄时，蛇形文身的家伙朝我走来，说：“嘿，他叫什么来着？”我告诉了他，提到书店里有他的书。男人的绿色眼睛朝仁波切移了一下，又移回来，说：“他是真的有料，老兄，不是吗？”

我说，我觉得是。

在回圣玛丽旅馆那十分钟车程的路上，仁波切似乎都在发光，他太开心了。在一个停车标志处，我扫一眼过去，看到他正目视前方，咧着嘴巴笑得正欢。我想他一定是因为与文身男人之间的峰回路转而高兴，但当我们开进停车场时，他说：“波零（保龄）是极好的美国乐子。谢谢你，奥托。”

我想问他，他对男人说的是什么，给了什么样的祝福，但我只挤出一句，“你去吃早餐的时候敲我的门”，然后各自进了门，我看着他走下过道回他的房间，确保门卡能用为止。

等他安顿好之后，我熘回外面，从后备厢里拿出他的书，带回屋内。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前几章足够有趣，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惊喜。然后在第十九页，我无意中读到这几段，读了四遍。

对很多、很多人来说，灵性的境遇就像一个决定开始弹钢琴的小男孩。男孩喜欢钢琴，喜欢碰到琴键时的声音，喜欢小小的手指贴着象牙的感觉。或许他认识什么人，或者见过什么人弹得很好，这启发了他。

随着他渐渐长大，他继续弹琴和练习。练习的时候，也许有人用不友好的方式批评过他，又或许他开始发现，他没法和那个启发他的人弹得一样好，他会犯错，手并不总听使唤，进步需要努力和牺牲。

等到他长成年轻人，他在钢琴方面已有几分成就——有些来自于本能，有些来自他对音乐的爱，有些来自练习。他弹得不错，有时在亲友的聚会上弹。但之后，随着他年岁渐长，他做出决定，尽管他可以弹得不错，但他永远也不会弹得很好。他永远不会弹到完美。他还没有好到成为一个钢琴演奏家，正如在灵性的领域里，在这个复杂的地球上，他相信他永远不会好到能够满足他心目中那个俯视他的上帝，于是他不再尝试，不再思考这种东西。

他很可能甚至都没有让想法成形。他只是在自己与钢琴演奏的下一个等级——他内在生活的下一个等级——之间立起一道无形的屏障。他在没有真正限制的地方设了限制。这不算坏。他不是个恶人。恰恰相反，他是个好人，但他设立了这道限制，就像你在房间四周筑墙一样，然后他住在那里，住在那个房间里面，并不完全满意，却不知道能对自己的不满做些什么。他老去了。他等待生命的结束，等待上帝给他评定，等待的同时，追求尽可能多正当的愉悦。生活就是这样，他对自己说。我只能弹成这样了。其实，他想把钢琴弹得更好，但阻止他到房间外面冒险的是一种恐惧，是他可能失败的念头，人们也许会嘲笑他的抱负，或者他就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个人了。但这个他实际上是谁的想法从何而来呢？在灵性领域，或者，如果你更偏好这样表述——在情绪或心理领域，他留在围墙里，否决自己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