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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说完，靠回座位上，一直专注地看着我，和一个物理学教授在办公室里用粉笔把一条定律写到黑板上，然后看着爱徒的方式差不多。你看到了吗？清楚了吗？你的心里豁然开朗了吗，就像多年以前的我豁然开朗一样吗？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开玩笑的所有冲动都荡然无存了。我知道我没有传达出这次香肠啤酒小际遇的真正力量；我毕竟是个编辑，不是作家。但在那一刻，我被美式德国的气味、视野包围着，熟悉得就像我童年床上的被子，我感同身受：另一个世界已经为我打开。厚厚的一层剥落了。显而易见的真实暴露出来。说来奇怪，这种感觉依稀熟悉，几秒钟的考虑后，我意识到它和我了解的一种感觉如出一辙，就是看着孩子的出生。当然存在有形的部分，血肉和黏液，组织，气味和声音，啼哭，小小的身体从更大的身体中费劲地出来。然后，在那些背后，或超越其上的，是别的什么，是对巨大、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真理的短暂一瞥，即刻不容辩驳。某种爱或慷慨的本质在给有形事件注入能量，再明显不过了。现在，那种同样不可思议的感觉，又回来了。

我试图让真实渗透，试图对我的心跳冥想片刻，对我爱的人的心跳冥想片刻。我必须说，我略微成功地思忖了石头、空气和水中原子的动力之源。奇怪而离奇得让人恐惧。仁波切似乎感觉不再需要多说什么。我抱歉失陪，起身去了洗手间，尝试给自己一点时间，回到我常规的世界观里。那种世界观安全、熟悉，被一层厚厚的知识敏感保护，但突然看起来浅薄到近乎犯罪。洗手间门上熟悉地写着德语的“女士”和“先生”，水从龙头里流出，水里有细胞和原子，通常我只能想到这么远了。就好像那些细胞和原子是在某一天无中生有突然成形的。就好像我的孩子也是那样蹦出来的。就好像一篇大学化学论文就是所有人需要的有关人类意识真相的全部解释。

回到桌边，一对年幼的兄妹，我猜，有四岁和三岁大，已经爬上了仁波切的卡座。金发、眉清目秀的那个男孩，穿着牛仔裤和全国赛车协会的T恤，已经坐在我朋友的膝盖上，小女孩站着，依偎着他的肩膀。他们的母亲不安地隔着过道观望，告诉他们该离开了，应该让这个人消停一会儿，诸如此类的话。我隔了几英尺站着观看。仁波切的一只手放在男孩的头上，正看着女孩做鬼脸，又把一只手放在女孩的头上，对着男孩做鬼脸。他们都在尖叫，搂着他，他们满怀歉意的母亲不得不去把他们拽下来，挨个儿赶出门外。

我坐下，用最后一口斯巴登寻求安慰，熟悉地掏出钱包，捏出信用卡，递过去。但心里有东西彻底颠覆了；谈话中的某样东西，在过去几小时的飞转中，让我的呼吸改变了，思考方式改变了。我付了晚餐的钱，但仁波切，这个正开始熟悉美国餐饮门道的人，坚持要加上小费。他把手伸进袍子的皱褶里，取出从路上赌场里拿的6个美元代币，同时，带着劳动人民的脸庞上那种精彩的顽皮表情，把它们垒成整齐的一堆，留在纸质的餐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