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17/19页）

潜行者已经察觉到起风了，但当作家走在前面，小心翼翼地探路时，我们才感受到这股风。树枝猛烈摇晃。微风突然间变成狂风。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风，在《镜子》开头的部分，暴风袭击了同一个演员，在他离开他刚刚认识的女人时阻挡了他的去路。风景突然间也有了生气。作家坚持只需要用物理概念看待景物——这受到经验主义和主观意识的影响——从这里到那里用不了多久。而此时，林间的狂风真实可见，表达着它的态度。突然又集聚起鸟儿拍打翅膀的噪音。一个声音在命令着，停下！不许动！镜头退回来，向狙击手一样注视着那建筑。这是谁的命令？作家像一只斗败了的狗一样慌忙跑回来，想知道是谁要他停下。潜行者？不是。教授？也不是。这是你自己的恐惧，教授告诉他。你太害怕往前走了，所以你制造出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要停下来。这听起来没错，“区”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或期待做出微妙的改变。你希望它看起来正常一点？这很正常——不是吗？而那时有什么事发生了，让你觉得也许不正常，它随之就变得不同寻常，（不是吗？）或者又变得相当正常。“区”证明了自己，又保留了自己——反之亦然。*

*1978年，当塔可夫斯基正在艰难完成《潜行者》的拍摄时，科勒提尼·戴斯提维亚（Kollektivnye Deystviya）（集体行动(76)）组织了一小群旅行者去莫斯科郊外某地。这个普通的地方根据期望被巧妙地改造成“走出城市之旅”；树间挂起的横幅更加明确了到访者们看似神奇实则普通的经历：“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要欺骗自己从没来过这里，而且完全忽视了这里——实际上，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只是感觉更强烈，更陌生。”横幅再次迎风招展——这一次似乎明确指向了古拉格——作为“空区”展览的一部分，这是2011年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俄罗斯展馆中关于“集体行动”作品的回顾展。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区”完全矫正了作家对于昆德拉“路线的世界”和“道路的世界——在那里，美不断在改变”之区别的认识；每一步它都告诉我们：“停下！”

潜行者说他也不知道当没人时“区”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一旦进入，“区”就变成一个陷阱系统。（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没有人目击，没有人给“区”带来意识时，“区”是什么样子？我想问问，当“区”在没有拜访者时是否依然存在，但是塔可夫斯基的选择告诉我们，答案是：是的。角色们进入了拍摄，进入了一个已经建构好的框架：摄影机和“区”在那里等着我们，看着，等着。）潜行者把重点放在我们想从“区”得到什么。但有一个潜伏的问题没有说出口，“区”要从进入的人，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如果没有人目睹，那奇迹还有何用？

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潜行者说。朝圣者——即使是怀疑论者或者彻底的愤世嫉俗者，即使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朝圣者——与“区”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在“区”里，就将成为“区”的一部分。也许无法说清某个举动是被人或地方触发的，但无论发生什么，“区”作为主动参与者的感觉越来越清晰。潜行者站在绿色的背景里，很暗，几乎成了黑色——应该叫作无法穿透的黑暗。黑暗令潜行者的面孔和蓝眼睛在说话时更加明亮。因为什么？因为强烈的信念，也有——这使他与圣战主义者和重生的基督徒区别开来——强烈的绝望。“区”不仅仅是慰藉的源泉，是马克斯无情世界的温情，它也是痛苦的根源，是陷阱的系统，不断测试、逗弄、威胁着潜行者。没有人能够对“区”的变化无常免疫。还有一件事也令他与圣战主义者区分开。塔可夫斯基作为艺术家的力量之一就是他所留下的疑问的空间。在《灰熊人》（Grizzly Man）(77)里，沃纳·霍尔佐格（Werner Herzog）盯着蒂莫西·崔德威尔（Timothy Treadwell）拍摄的熊的眼睛，体会到宇宙——或者像他在《梦想的负担》（Burden of Dreams）里转喻的“丛林”——的主要特质是压倒一切的冷漠。对于艺术家塔可夫斯基而言，虽然他有东正教信仰，虽然他坚持认为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史诗般的美景只可能由神力创造，却仍然有产生疑问的无限空间。不消说，这与霍尔佐格的立场有很大区别。塔可夫斯基后来讲到的豪猪的故事也许是一个“传说”或者神话，而旁观者“应该怀疑……‘区’的存在”。所以，进入“区”，像潜行者一样信任它，不仅仅是冒险，更是接受对人生准则的背叛。因此，他的面容上发酵了各种感情：他信任的一切有归于尘土的危险，他攀缘的岩壁因不堪重负而崩塌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