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10/22页）

作家现在已经深信不疑。扔石头这件事——教授式的实验——向他证明这里没有现实。这都是某人白痴式的发明——谁的呢？如果赞同作者论的话，我猜是塔可夫斯基的。作家对回答这种拗口的问题不感兴趣。他呜咽着，但就像大多数还有一点儿机会的作家，呜咽很快又变成了哭诉，控诉那些评论家以及他的工作如何不被理解。如果他不喜欢写作，那么他是哪一类作家呢？按照托马斯·曼的说法，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发现写作对他比对其他任何人都困难。这不是自我慰藉。恰好相反。写作是慰藉的对立面，它是折磨。托马斯·曼评论这就像挤痔疮一样——这个比喻也有令人振奋的一面。在弗朗索瓦·奥宗（Francois Ozon）(37)的电影《游泳池》（Swimming Pool）中，夏洛特·兰普林（Charlotte Rampling）说文学奖就像痔疮：迟早每个屁股都会得。在《雷贝格与塔可夫斯基：“潜行者”的另一面》（Rerberg and Tarkovsky:The Reverse side of“Stalker”）中，作家的这番话被认为是代表了塔可夫斯基自己的独白。作家想要改变“他们”，但实际上他才是被“他们”改变、被“他们”吞没的。塔可夫斯基的视角是他自己的，或者也是我们的。于他而言，塔可夫斯基相信他的“整个生命由妥协筑就”。现在，镜头慢慢移向作家——这是他的独白，他的哈姆雷特时刻，他的特写。换言之，无论何时你想要倾吐心声，塔可夫斯基的镜头都在那里，巧妙地靠近，随时准备奉上眼与耳。作家心烦意乱，当他坐在无尽深洞的井边，看向自身的深处，直接对着我们说话时，“区”正在施展它那潮湿的魔法，挑动观众们与自己发生互动的反应。

那么我是哪一类作家呢，已经沦落到写电影摘要了？何况我最痛恨的莫过于有人为了劝我看某部电影而总结剧情摘要，描述其中的情节，因而毁了我观看这部电影的所有可能。作为辩护，我得说《潜行者》是一部两句话就能总结完的电影。所以，如果总结意味着缩写成一个摘要，那么这本书就是摘要的反面；它是扩张和延伸。这仍然有个问题，是否值得在这上面花时间？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么做本身就是目的。但它能造就什么——是否组成有价值的评论，而这些评论自身又是否能成为艺术——尚不明确。关键在于，作为这评论的产物，我没有作家回顾自身时产生的失落。我没有穿着湿漉漉的外套坐在深渊之侧，而是穿着温暖的羊毛衫坐在书桌旁。我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一直前进，朝着自己的“房间”。有一类作家，有一类小说家，不愿从自己的作品上分神。对他们而言，评论就是一种分神，是次要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但也有另一类作家，对他们而言——我指的不是单纯的评论家——评论是他们创作的核心，他们坚持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评论能够像小说家最初的作品一样充满原创性。如果人类生来是为了创造艺术作品，那么另一些人生来就是为了评论这些作品，分享他们的看法。不是客观地、批评性地衡量这些作品，而是尽量精确地表达他们的想法，毫不掩饰他们思维的脱线、品位的崩坏和自身经历的偶然，即便这些感觉本身就是混乱的、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曾消退的奇迹。

作家已经结束了他的发言，穿过沙丘朝其他两人走去。镜头慢慢下移，落在他刚才站过的地方，显示他留下了什么重要的东西：线索。我们等待着。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沙，冷漠地轻轻扰动着。

潜行者又高兴起来。如果作家挺过了绞肉机，那他一定是个好人。绞肉机是个可怕的地方。豪猪派来的兄弟就死在这里。他的兄弟是个天才，一个诗人，潜行者常引用他的诗，好像依靠这些才能支撑着继续走下去。这是“区”的另一个古怪之处，或者说是特性吧：三个人从没有一起高兴过。作家现在着实气坏了。他怀疑在抽签时潜行者作弊，他认为潜行者更喜欢教授。随他们去吧！气氛紧张起来，黑狗又出现了，它不再像是来自潜意识的信使，而只是一只可爱的小狗，在作家指责潜行者时，它轻快地穿过水坑而来，告诉作家他是一个骗人的小浑蛋。他们在一个房间里，有从窗户透进来的背光，窗外是青葱世界，整个画面被一扇敞开的门紧紧框定。电话响起来。作家继续咆哮着，猛地抓起话筒——不，这里不是诊所——接着又咆哮起来。突然——塔可夫斯基又一个无意识的喜剧时刻——他们像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38)第一次见到新发明时一样盯着电话，“天哪，它说话了！”好像整部影片都是英国电影学院奖赞助的短片“不要让电话毁了你的电影”(39)的加长版。*就像罗伯特·伯德（Robert Bird）所说，这个意外的喜剧片段有其历史根源：爬上斯大林格勒废墟的士兵们偶尔遇到奇异的文明遗迹，“比如响起来的电话”。说话意味着还能用，此时教授忽视了作家的警告——不要碰！——拿起了话筒（它看上去就像是西部片中的引爆装置）。那是转盘式的拨号电话，所以这个片段又增加了考古式的魅力。从进化的角度看，食指在拨号电话机的时代曾经长期享受过统治地位，而现在这个动作已经快灭绝了。在短信和手机的年代，食指寂寞无用，而拇指迎来了复兴。教授立刻拨通了——不是自动答录系统（那会让拨号电话看起来有点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说着俄语的人。他打了一通私人电话，也许还是长途，这也让人想起过去的年代，那时打电话还很贵，人们抓紧一切机会花别人的话费打电话。他的对话都是加密的，听起来没什么意义，但却充满了不祥之兆和危险的气息。我在老楼里，他说，四号燃料库。（这是另一个巧合的细节——根据阴谋论，总是有一些散乱的巧合——更让人觉得这部电影是核泄漏事故的预言：在切尔诺贝利，正是四号反应堆逐渐熔毁。）很明显，教授打算干点什么，尽管那些事——用布法罗·斯普林菲尔（Buffalo Springfield）(40)歌里的词来说就是——尚不明确。另一端的声音——俄语，听起来很危险——说无论他在谋划什么，都是对于二十年前他睡了教授妻子的复仇。（二十年？对于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的怨恨而言，这真是漫长的时间。）作家替我们问了一个我们无法开口的问题，他问教授打算干什么。考察人们来这里时是什么样的，教授说。那些不值一提的独裁者和自诩的元首(41)，人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个不错的观点。许多年来，我也感觉自己想成为独裁者，政权的统治者，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要符合我的意愿。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我这样的人：那些懒散的斯大林，只是因为缺乏动力和野心才没有取得政权、行使权力（欲望需要由实现这个欲望的意愿所支持）。如果我们能够进入“房间”……我不会带那样的人来，潜行者说。我们知道他们站的那一个房间可能就是真正的“房间”，但这种情况下的“房间”让人非常失望，事实上，它与别的任何一个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塔可夫斯基最令人质疑的才能就是他在文字上的过分朴实；将他们的目的地，追逐的圣杯，命名为房间真是太妙了——我的意思是真是太糟了。）我们看着他们穿过门口，没有门的门口。作家忙着在手上摆弄一根绳子或是麻线，对教授的演说心不在焉。人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小天地。向统治你的人复仇，诸如此类的事他还能理解——奇怪的是他从没提过作品畅销或是赞美的评论——还有更大的事吗？来这儿的没有对那一类事感兴趣的人。冷酷的独裁者们想的是算总账，爬上梯子的更高一层，就可以向那些曾经冷落怠慢过他们的人或是睡过他们老婆的人或是那些印象模糊但始终不能释怀的冒犯——也许不是针对具体哪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阶层或是种族——复仇。由此看来，这个迅速做出的决定，很容易就会把所有这些人清洗掉，继而是任何其他的看上去有能力向你或是你的后代复仇的阶层或种族。在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之前，苏格兰已经血流成河，而我们已经有了古拉格体系——像班抲(42)的鬼魂般偷偷地接近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说，要相信快乐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是不可能的，这么说有点幼稚，尤其是对作家而言，一想到某人——面对批评之声或是惨淡的销量——会更不开心，已成为人类的快乐之源之一，这种想法就算不是在文明破晓之时就已出现，也肯定是伴随文学新闻的发明而萌发。作家打开开关，头顶的灯亮了——还不如不亮——灯泡一下子发出刺目的光，刺得他们突然眯眼。用力过猛。过了几秒，伴随“砰”的一声，灯灭了。“区”也许从根本上与外面的世界不同，但是电力故障哪儿都逃不掉。这个隐藏在其他更明显的隐喻之后的细节会是整部电影真正的核心吗？如果他们最深层的愿望——即便只是消极地表现出——是能有稳定的电力供应，那么也许这个片段会是对列宁等人曾经所允诺的共产主义——苏维埃为整个国家供应电力——失败的隐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