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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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完美的诉求（一切完好，没有瑕疵，没有界限，没有阴影）消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掠夺与侵犯，却更使女性本身成为那些亟须隐匿起来的邪恶企图的理想藏身之所。当世界权力的重心于“二战”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与权力相伴的压制与强暴也如影随形地来到了新大陆。在其中，似乎没有人比玛丽莲·梦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这一时期的美国本身一样，梦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梦”的印记——然而，她的“美国梦”同样也不过是幻梦一场。

由于“二战”后期的军事介入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俨然成了欧洲的救世主。当欧洲大陆还在战后的泥潭中挣扎时，美国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了自由的“堡垒”以及全世界的希望所在。而在这个层面上，好莱坞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电影在欧洲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欢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纳粹、墨索里尼以及法国贝当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都是被严禁放映的）。在评论家劳拉·穆尔维看来，美国的意义在电影中得以进一步深化，最终成为一种民主主义的全新标志，向全世界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可向往之处”。而梦露则是这份向往的代言者。正如在1953年的影片《绅士爱美人》中，两位明艳夺目的美国女孩的出色演绎，使得美国的魅力很容易便被仍处于战争阵痛中的欧洲人所接纳。欧洲的灾难对于美国人来说显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由此可以重新着手执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被提及的计划：在欧洲，实现文化与经济两个层面的“殖民”。尽管这一企图被“二战”打断，但在这场战争之后，事情似乎变得更加容易：仅仅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从1947年到1949年，可口可乐工厂先后进驻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而1951年一条有关”2.4亿瓶可口可乐倾销”的新闻则是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梦露看作美国对于战争的一种回应、一件可供炫耀的“商品”，同时她还是冷战中一件时隐时现的“武器”。梦露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她于1954年造访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进行慰问演出时发生的“不愉快”（她随后自称并没有遇到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1959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友好访问”中，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想“见见梦露”，因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美国是“可口可乐和梦露的国度”。梦露自己对于这些的看法显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她指出：“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可显然，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梦露是在“一战”后的萧条之中出生的。她于1926年生于天使城的郊区，由于父亲失踪，母亲随后不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梦露的童年十分灰暗。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在短暂的童年时光中，她总共十一次更换寄养家庭。她是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尽管人们偶尔不愿承认她演技精湛，但却不能否认她是一名极具天赋、极出色的演员。人们对梦露总是持有错误的认知，不只是因为她悲惨的生活经历，也并非仅仅由于她的早逝（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而在于这两个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条时时涌动的阴冷暗流，验证了她徘徊在B级片演员与大明星之间“一定并不光彩”的演艺生涯，更表现了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美国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于人们的固有认知，梦露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极具批判性，同时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尝试反驳在那个被虚化的时空下被强调的所谓意义，而在今天，这种反驳显然比仍被坚持的谬论更具价值。

梦露的演艺生涯，始于带领美国人民走出战争沮丧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经历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又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朝鲜战争以及因对共产党人的滥杀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每当道德崩坏的时刻，梦露的出现就像是一针强心剂，鼓舞人们继续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的完美无瑕像是一种魔法——美国梦的实现可以“不请自来”，于是人们也不必勉强自己穿过层层阴霾（尽管梦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布满了阴影）。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尽管她的劳军行为使她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形象受到了质疑，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在银幕上的梦露展现了美国社会的完美，但她自己却并不相信这一点。由于某些言论，她后来成为政府怀疑的对象。在1960年5月，时值冷战最严峻的时期，一架美国中情局的U2飞机被苏联击落。几周之后，当第二架飞机再次于同样的空域被发现非法侵入时，梦露特意向一名空军副官致电询问原因，他回复她那并不是一次可耻的间谍行为，而仅仅是一次海洋勘察。“我不知道，我不信任我们自己。”梦露对此这样回应。这个在语法上违背逻辑的句子（“我”显然是包含在“我们”之中的概念，那么它又怎样才能对“我们”产生怀疑呢？），显然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观点，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