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第11/57页）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法会，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22］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