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第7/57页）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靠过来点，伙计。”

尽管逻辑和谨慎催促我快点找到门口，然后毫不迟疑地离开酒吧，我还是朝烟雾的方向走了两步。两双明晃晃的眼睛正盯着我，像狂风中豺狼的眼睛（承蒙诗歌的惠允：我还从未见过狼，但见过狂风，而且风其实不会随着罩住两个陌生人的烟雾移动）。我听到他们发出大笑。哈哈哈哈。有股杜松子酒的味道。我这才放松了。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你的家伙还亮在外面呢。”

“什么？”

“哈哈哈。”

“你的家伙……它还亮在外面。”

我摸了摸裤子拉链。还果真如此。我一下子羞愧难当，还真给忘了塞回去。我脸色涨得通红，心想骂他们操自个玩儿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收拾好裤子，朝他们迈近一步。他们的模样看着挺熟悉，我试图穿透表面的黑暗破译出那两张脸上的密码，但没成功。

接着，先是一只手，然后又是一条胳膊，从缭绕在他们周围的烟雾团中露出来。那只手递给我一根大麻烟把儿。

“我不吸烟。”我说。

“这是大麻，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阿卡普尔科极品。”

我摇摇脑袋。

“不喜欢。”我说。

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吵嚷声让我吃了一惊。有人抬高嗓门。男人的声音。这时又听到尖叫。女人的声音。布里吉达。我敢肯定是酒吧老板在揍她。我想过去保护她，可事实上我对布里吉达还没那么一往情深（其实我压根就不在乎她）。正当我回头朝门口走去时，那两个陌生人的手一把抓住我。这时我才看清他们的脸从烟雾中露出来。居然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

我释然地出了口气，几乎要爆发出欢呼。我说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天。我又想过去帮帮那个喊叫的女人，可他们拦住我。

“别自找麻烦，那两个人经常这样干。”贝拉诺说。

“谁啊？”

“女招待和她的老板。”

“可老板在揍那女人啊。”我说。这会儿抽打声来得更响亮了。“我们可不能让他揍人呀。”

“噢，加西亚·马德罗，不愧是个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说。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他揍人，”贝拉诺说，“可事情并不总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相信我。”

他们显然对酒吧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还想问几件事，可不想显得过于轻率。

我从卫生间走出来，酒吧里的灯光猛然间刺疼了我的眼睛。每个人说话时都声嘶力竭。有人在和着那个盲人的乐曲跳舞，那是波莱罗风格的歌曲，或者在我听来像是波莱罗曲子的东西，那首歌曲在咏叹一场绝望的爱情，一场时间永远不能治愈的爱情，仿佛在诉说，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感觉更加屈辱、更加伤心、更加可怕。利马和贝拉诺各带了三本书，他们的模样看上去跟我一样是学生。我们离开酒吧前并肩走到吧台附近，要了三杯龙舌兰一饮而尽，然后走到大街上，放声大笑。要离开酒吧时，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徒劳地希望看到布里吉达出现在通往储藏室的路上，但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乌里塞斯·利马带的书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法索特、让·雅克·尼古恩·赞特、格耶尔·伯特－拉姆－索特热诺以及电子运动派诗人——我们的法国同行（我认为）等合著的《裙边电子宣言》［7］，还有米歇尔·布尔特奥的《丝缎般的血》［8］、马修·梅萨吉尔的《夏日北方的朦胧诞生》［9］。阿图罗·贝拉诺带的书是阿兰·儒弗瓦［10］的《完美的犯罪》［11］、苏菲·波多尔斯基的《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12］、雷蒙·格诺［13］的《百万亿首诗》［14］。（雷蒙·格诺的书是复印本，被折得皱皱巴巴，翻得破旧不堪，看上去简直像朵吓人的纸花，花瓣向四面八方散开。）

后来我们又碰见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也带了三本书。我求他让我记一下书名，这几本书是布赖恩·帕特［15］的《小约翰尼的忏悔》［16］、安德烈·亨利的《今夜正午》［17］、斯派克·霍金斯［18］的《失踪的消防队》［19］。

11月11日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起义者大道附近的埃纳华克街一幢楼的顶屋，那里空间促狭，只有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四处堆满了书籍。透过那扇小得像舷窗般的独窗，可以望见邻居的屋顶，照乌里塞斯·利马的说法，那里还在举行着人类的牺牲仪式，这是借用蒙西瓦伊斯的说法。房间地板上只有一张薄床垫，白天或有客来访时就卷起来当沙发用。还有一张小桌，整个桌面被一台打字机占据，另外还有一把单人椅。显然，客人只能席地而坐，甚至站着。今天我们共有五个人：利马、贝拉诺、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贝拉诺占了那把椅子，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占了那张床垫。利马始终站着（有时在房间走动），我坐在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