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传教士和魔法师

每一个地方都是值得发掘的宝地。你只需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茶馆闲坐，漫观来往行人，在市场一角驻足，去理发。此刻，某种思绪涌上心头，可能是一个词、一次会面，或是你刚认识的某个人的朋友的朋友。很快，你会发现，这个最无趣、最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其实就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是窥探生命的一扇窗，是透视人性的舞台。

我在丹戎槟城稍作停留，仅为了乘船离开新加坡，这里是必经之地。我只打算待几天，一找到去雅加达的船就离开。然而，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小城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在这儿住上好几周，好好地探究那些我感兴趣的人或物。丹戎槟城在地图上很难找到。我也是在一连串的巧合下才登岛的，而这所有的巧合始于香港的一位占卜师。

某天，我一大早就起床，跑步半小时，之后便找地方吃早餐。就是这样，我见到了老杨。那时，他刚刚把饭馆的门板一块块地取下来。他点燃一支烟，准备扫地。起先，他装作没看到我；亚洲人都这样，好像他们坚信不能和外国人交谈似的。我用中文招呼他，他吃了一惊，不过也放下了戒心。

“我也是中国人。”我说。

“中国人？”

“对啊！我是少数民族——意大利族。”这个玩笑从来没露馅。中国是个大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此外也有不少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回族、苗族……那为什么不能有意大利族呢？

老杨是典型的华人下南洋潮中的一员。他的父亲来自广东省，19世纪末来到槟城，当时的他除了身上穿的汗衫和短裤一无所有，只能在一个铝土矿以做苦力为生。当他有了一点积蓄后，从他家乡的村子里“捎”来一个妻子，之后生养了五个孩子。老杨是老大，所以留在槟城照顾父亲，同时接管父亲开的饭馆。相反，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20世纪50年代被送回中国接受教育。在那个年代，东南亚国家中，成千上万的年轻华人以及穷困移民的孩子回到祖国。当时的中国已经解放，上大学已不再是富人的专属权利，而是面向所有人，学费全免。对于散居在外的华人来说，这是一个让孩子接受中国教育的绝佳机会。

我们正谈着，老杨的儿子走了进来。他是一位商人，移民的新一代。他与几个新加坡的姻亲合资组建了一家公司，买卖岛上的地产。他的皮带上别着BP机和“雷朋”的眼镜盒。他的梦想？移民。哪里？“任何一个人均收入高于这里的国家。”他答道。不出所料！

老杨和小杨生长在槟城，但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眷念，与当地人没有真正地联结。

对于槟城，老杨说：“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买卖。如果生意惨淡，我们还可以投靠马来西亚的亲人，或者向新加坡的亲人求助。”这就是华人的思考方式，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们居住的国家于他们而言，就像是棋盘，他们只是在其中玩了场游戏。

印度尼西亚有一点九亿人口，华人仅占百分之三，但是，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贸易都在他们手里，全国最好的五个工业集团和主要银行也是华人持有。从肥皂等生活用品到水泥等工业用料，从香烟到椰油，一切几乎都是出自中国公司的产品。甚至槟城这座城也几乎被华人掌控，他们控制着大部分往来槟城与附近岛屿的船只，新的发展项目都有他们的份儿。这座城市的第一家卡拉OK酒吧是华人开的；还有妓院，打着发廊的招牌，隐藏在这座城市。

在槟城，我对散居在外的华人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们坚韧、顽强、勤劳，时刻准备着接受别国的护照移居他乡，只要这个政府能够给予安全和庇护。华人挣钱的一个方式就是盖房子，建造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世界。在这方面，中国人走在世界前端。目前，他们的影响力已扩大至整个亚洲。当今时代，这些流散在外的华人正将注入大量资金，将中国沿海城市建设成他们心中的模样。

晨跑的时候，我看到小山山顶上有一座天主教堂。诺丁告诉我，那儿的神父是个法国人，在那儿至少待了十年。显然，我得找他聊一聊。

当天下午，我步行去了教堂。教堂自古以来便是平和、有序、清净之地，一排排长木椅整齐有序，告示牌上记录着团体和信徒的祈祷次数。这与喧嚣难闻的城市呈鲜明对比，对此我非常喜欢。但令我失望的是，神父不在，他去另一座小岛上修养了，两周后才回来。我正准备转身往回走，一位教士在后面叫住我：“如果你愿意，我们还有一位来自荷兰的神父。”我在一个清新漂亮的房间等了一小会儿。阳光倾泻进来。一位高大优雅的男人出现在面前，他五十岁左右，一头金色长发，身着白色衬衣、棕色长裤，脚穿皮革凉鞋。跟我一样，威廉神父只在槟城作短期停留。他来自更南边、靠近爪哇的一座小岛——邦加岛。当初，荷兰人为了锡矿，用新加坡换取邦加岛。真是亏本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