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第4/8页）

这时期除了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讲的以外，我还听到不少战争的故事。米洛拉多维奇伯爵27讲的，我最爱听。他谈话娓娓动人，表情鲜明，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不止一次我是躺在他背后的沙发上，听着他的故事入睡的。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言而喻，我成了狂热的爱国者，立志当一名军人。但是单一的民族主义感情，从来不会不出纰漏，它就使我犯了下述错误。经常出入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坎索纳伯爵，他是法国流亡者，在俄军服役，担任中将。作为极端保皇党分子，他参加过著名的庆典28，这一天法王的走卒践踏了人民的帽徽，而玛丽-安托瓦内特29举杯祝贺革命的覆亡。坎索纳伯爵生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匀称，头发花白，是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老人。在巴黎，爵位等待着他，他已经去祝贺过路易十八30的登基典礼，现在回到俄国来出售领地。不幸得很，我只得承认，这全体俄国将领中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在我面前谈到了战争。

“这么说，您是跟我们打过仗的？”我天真地问他。

“不，好孩子，不，我是在俄军中服务。”31

“怎么，”我说，“您是法国人，却在我们的军队中干事？这不可能！”

我的父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敢再讲。伯爵英勇地挽回了这个僵局，回头对我父亲说，他“很赞赏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但是我的父亲不赞赏，伯爵走后，他狠狠训斥了我：“你就是这么冒失，乱讲话，这种事你不懂，目前也不可能懂得。伯爵是出于对自己的皇上的忠诚，才为我们的皇上打仗的。”确实，我不理解这一点。

我的父亲曾旅居国外十二年，他的三哥更久。他们企图按照西欧方式建立一种生活，既要所费不多，又足以保持一切俄国式的舒适条件。这种生活没有建立成功，原因可能是他们安排不善，也可能是俄国地主的天性占了上风，压倒了外国的生活习惯。我们是个大家庭，产业没有分开，大批的家仆住在底层，因而具备了混乱的一切条件。

照料我的有两个保姆，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都是非常善良的女人，但是我不能整天看她们织袜子，或者彼此挖苦揶揄，我感到寂寞，因此一有机会便溜进参政官（过去的公使）住的那半边屋子，找我唯一的朋友、他的听差卡洛。

比卡洛更和善、更亲切、更随和的人，我还很少见到。他在俄国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又讲不好俄语，因此对我怀着女性的温情。我在他屋中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纠缠他，捉弄他，跟他淘气，但他总是露出忠厚的微笑忍受这一切，为我用硬纸板剪种种美妙的图形，用木头雕刻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我正是因此才多么喜欢他啊！）。到了晚上，他便从藏书室带一些图画书上楼，拿给我看，例如格麦林和帕拉斯的游记32，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名叫《世界图像》33，它叫我百看不厌，后来读得连它的皮封面都磨破了。卡洛往往接连一两个小时指着同样几幅画，把同样几句解释翻来覆去讲千百遍。

我的生日和命名日快到了，卡洛忽然躲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从那里传出锤子和其他工具的声音。他离开房间时，总随手把门锁上，从走廊上匆匆走过，有时提一锅胶水，有时拿一包不知什么东西。可以想象，我多么盼望知道他在制作什么，我派仆人的孩子去探听消息，但卡洛守口如瓶，非常警惕。一天我们发现楼梯上有个小窟窿，正对他的房间，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只能望见上半扇窗和一幅腓特烈二世34的画像，他那个大鼻子，那枚大宝星勋章，那副干瘦的鹞鹰似的凶相。过了两天，噪音停止了，房门打开了，屋里一切照旧，只是地上留下了一些金纸和花边的碎屑。我被好奇心折腾得满脸通红，卡洛却装得若无其事，故意回避这个使我苦恼的问题。

在那庄严的一天到来之前，我始终生活在烦恼中。到了那天，清早五点我已经醒来，琢磨卡洛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到了八点钟，他来了，穿着蓝燕尾服，白坎肩，打着白领结，可是两手空空的。“这要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啊？会不会他搞坏了？”时间在过去，普通的礼物送来了，戈洛赫瓦斯托娃姑姑的听差已经带着包在餐巾里的贵重玩具来了，参政官也已把一些小玩意儿送来，但是对那件神秘的礼品的不安的期待，使我丧失了对这一切的兴趣。

突然，到了饭后或茶后，保姆仿佛毫不在意似的对我说道：

“您请下去一会儿，有一个人找您。”

我想：“这就是了。”马上用双手撑在楼梯扶手上，滑了下去。大厅的门吱吱轧轧地打开，乐声响了，屋中间挂着一幅透明画，灯点亮了，画上是用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花字。仆人的孩子们穿了土耳其服装，向我呈上糖果，接着是木偶表演或者室内焰火。卡洛忙得满头大汗，一切都是他亲自指挥，他的高兴也不亚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