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第6/8页）

“先父弥留之际，用这圣像祝福过我，嘱托我与故世的长兄彼得保护你们，代替他行使父亲的责任……如果先父在天之灵得知你们与兄长悖逆不和……”

“得了，亲爱的哥哥40，”父亲用经过琢磨的冷漠口气说道，“您行使先父的遗愿也够好的啦。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不论是您还是我们，都不如忘记了的好。”

“怎么？什么？”虔诚的兄长突然吼叫起来，“你们请我来却这么对待我……”随手把圣像往地上一扔，弄得那些银质衣饰箔片叮当直响。这时参政官也大发雷霆，声音比他更凶。我一溜烟往楼上跑，只看到官员和外甥也像我一样害怕，退到了阳台上。

后来情形怎样，我说不上；仆人们吓得躲在墙旮旯里，谁也不了解事态的发展，参政官和我父亲也从未向我谈起过这幕趣剧。接着吵闹声逐渐平息了，分家的事是当天还是下一天办的，我不记得了。

我父亲分到了瓦西里耶夫庄园，它很大，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鲁兹县。次年，我们便去那里过了一个夏天。这期间，参政官已在阿尔巴特街新买了一幢房子，因此只有我们一家回到那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大公馆里。不久，我父亲也在老马厩街添置了一幢住宅。

参政官的离开，首先，带走了卡洛，其次，使这大公馆中一切生动活泼的因素消失了。本来只有他能够抑制我父亲忧郁多疑的性格，现在这种约束力没有了。新房子是阴沉的，令人想起监牢或医院。底层有不少大拱门，厚实的墙壁使窗洞显得像堡垒的炮眼，屋子四周是大得不太相称的院子。

说真的，参政官怎么会跟我父亲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这么多年，没有分开，这倒是奇迹。像他们那样截然相反的人，我还很少见到。

从性格上看，参政官和蔼可亲，喜爱玩乐。他一生都是在辉煌灿烂的世界，在外交官和朝廷大臣中间度过的，他从未想过，此外还有其他的天地，更严峻的天地。虽然1789年至1815年间一切重大事变，他不仅熟知内情，而且亲临其境。沃龙佐夫伯爵41曾派他面谒格伦维尔勋爵42，了解波拿巴将军43撇下埃及的军队以后，将采取什么步骤。拿破仑称帝时，他在巴黎。1811年，拿破仑下令要他留居卡塞耳44，做“热罗姆沙皇”（这是我父亲发牢骚时的说法）治下的使节。总之，他经历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他是伊斯梅洛夫团的近卫军大尉，却被派驻伦敦大使馆。保罗45从花名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诏要他立即赶回彼得堡觐见，这位军人外交官马上搭船回国，准备交卸职务。

“你希望留在伦敦吗？”保罗用沙哑的嗓音问。

“如果陛下准许我这么做的话，”在使馆供职的大尉回答。

“回去吧，不要浪费时间，”保罗用那口哑嗓子回答。于是他又立即返回任所，甚至没有与住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

在外交问题要靠刺刀和子弹来解决的时期，他担任过公使，他的外交资历是在外交史上光辉的节日——维也纳会议期间结束的。回国后，他被提升为宫廷高级侍从，却住在没有宫廷的莫斯科。他不懂法律和俄国的诉讼程序，却进了参政院，还当了监护人公会理事，马利恩医院院长，亚历山大学院院长等。他做任何事都热心得几乎过头，执拗得常常坏事，而他的正直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赏识。

他在家中从来待不住，每天驱车外出。他有八匹骏马，四匹一套，一共两套，早晨外出用一套，饭后用另一套。除了他经常挂在心上的参政院，一周必去两趟的监护人公会，以及医院和学院之外，他从未错过一次法国的戏剧演出，还每周要去英吉利俱乐部三次。他没有时间发闲愁，总是忙忙碌碌，兴致勃勃，跑东走西，他的一生就是坐着弹簧马车，在光滑平坦的世界上轻快地飞驰。

正因为如此，他到了七十五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像青年人一样出席一切盛大的酒宴和舞会，一切庆典和年会——不论是农业科学或医学界的集会，火险保险公司或自然科学家协会开会，他一律参加。看来直到晚年，这个人还保留着一部分人性和一定程度的热情。

与这位一贯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参政官相比，我父亲可说是截然相反。参政官难得回家一次，我的父亲却几乎天天足不离户，厌恶一切官场应酬，生性怪僻，与人落落寡合。我家虽然也有八匹马（都是极坏的），但马厩无疑是驽马的养老院，父亲养这些马一半是为了排场，一半也是为了使两个马车夫和两名前导马驭者多少有些事情可干，免得他们除了去取《莫斯科新闻》外，成天在马车房和相邻的院子之间的空地上玩斗鸡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