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七章（第2/4页）

最后，皇太子到了。他向秋法耶夫冷冷地点了点头，没有邀请他，却立即派御医叶诺欣大夫前往医院，给被捕的商人作检查。他一切都已知道。奥尔洛夫的寡妇告了状，其他商人和市民也把事情全部讲了。秋法耶夫的腰弯得更低了。情况不大妙。市长直说，他一切都有省长的书面指示为凭。

叶诺欣大夫证实，商人完全正常。秋法耶夫慌了手脚。

晚上七时许，皇太子带了随从人员参观展览会，秋法耶夫陪侍左右，但是他的讲解前后矛盾，颠三倒四，还谈到了一个什么托赫塔梅什沙皇3。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4发现错误百出，便请我讲解展览品。我带他们参观。

皇太子的外表与他的父亲不同，没有那种狭隘苛刻、冷酷残忍的表情；他的相貌不如说显得善良和困倦。他将近二十岁，但已经开始发胖了。

他对我讲过几句话，这些话是亲切的，他没有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5那种结结巴巴的嘶哑声调，也没有他父亲那种声色俱厉、要把听的人吓得晕头转向的习惯。

他离开时，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来到维亚特卡的，因为他们从维亚特卡省的一个官员口中听到了正直的谈吐，这使他们感到惊异。他们立即向我建议，把我的境遇禀告皇太子；确实，他们尽了他们的力量。皇太子要求皇上准我回彼得堡。皇上答复，这对其他流放者显得不公平，但考虑了皇太子的建议，下旨把我调往弗拉基米尔。这在地理上有了改进：缩短了七百俄里。但这事以后再谈。

晚上，贵族俱乐部举行舞会。乐师是特地从一家工厂召集的，他们到达时已喝得酩酊大醉。原来舞会前省长已下令把他们扣押在警察局关了一昼夜，然后从那里直接押送到俱乐部的大厅，直到舞会结束，不准放走一人。

舞会枯燥乏味，极不舒适，过于平淡，也过于花哨，反正越不出小城市的重大庆祝活动的窠臼。警察忙忙碌碌，官员穿了制服，靠墙肃立。太太们挤在皇太子周围，像野人包围着旅行者……顺便谈谈夫人们。有个城市在展览会后举行茶点招待会，但皇太子什么也没吃，只吃了一只桃子，把桃核丢在窗台上。突然从官员中走出一个灌饱了酒的大个子，这是地方缙绅陪审员，有名的捣蛋鬼，他迈着匀整的步子走到窗口，捡起桃核，放进了口袋。

舞会或者茶会后，陪审员走到一位显赫的夫人面前，把皇太子吃过的桃核赠送给她，夫人受宠若惊。接着他又找另一位夫人，然后是第三位——大家都如获至宝。

原来陪审员买了五只桃子，把桃核剥出，奉敬了六位夫人。谁拿到的是真的？大家以为自己的是真的……

皇太子走后，秋法耶夫心事重重，准备离开他的“独立王国”，到参政院去享清福了——谁知事情更坏。

过了三个礼拜，彼得堡的邮车带来了一封公函，是致“省政主管人”的。办公厅中慌成一团，省府收发官赶快报告，收到了“圣旨”，主任立即上报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托病没有上班。

过了一小时，我们知道他被免职了——简简单单，没有多余的话。

省长下台，皆大欢喜，他的统治散发着腐败肮脏的官僚臭气，使人感到窒息。尽管这样，看到官员们手舞足蹈，幸灾乐祸，我还是不免作呕。

是的，不只一头蠢驴用蹄子踢这只受伤的野猪。人心的卑鄙在这里暴露无遗，正如拿破仑垮台时一样，虽然两者的规模不同。最近这个时期，我与他公开不和，他不走，我非被他放逐到边远城镇卡伊不可。我与他本来格格不入，我对他的态度是一贯的，无可非议。但是其他人，他们昨天看到他的马车还脱帽致敬，还看他的眼色行事，还奉承他的狮子狗，还向他的听差敬烟，现在遇到他却连招呼也不打了，还大声指摘他的弊端，仿佛这一切不是他们与他一起干的。不过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都曾反复搬演，以致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劣根性，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省长6到了，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他高大，肥胖，肌肉有些松弛和苍白，年纪近五十岁，脸上带着偷快的笑容，举止文雅。他讲话完全符合语法规则，句子冗长周密，详尽无遗，以致有时反而把最简单的事物弄模糊了。他是皇村学校学生，普希金的同学，曾在近卫军任职，经常买新出的法文书，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到任的第二天就送了我一本托克维尔7的《论美国的民主》。

变化很大。房间照旧，家具照旧，但是在带有通古斯人外表和西伯利亚习惯的鞑靼长官的位置上坐上了一个书生，有些迂腐，但不失为正人君子。新省长是聪明的，然而他的智慧能发光，却不能放热，像明朗的冬天使人愉快，却不能使果木生长。何况他是一个死板的形式主义者，不过又与官场的文牍主义者不同，这该称作什么呢？……这种形式主义比其他各种好一些，但同样叫人讨厌。